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1独生子女家庭数量的估计 在独生子女数量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可靠的数据.因为严格说,一个人是否独生子女需要在其父母结束生育后才能确定.但现在是以领取独生子女证确认其独生子女身份的.这是不确切的:第一、已经领证的夫妇还有一部分可能再生育;第二、有些家庭虽然只有一个孩子但没有领证.     

对失独老人的养老问题思考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我国产生了数以万计的独生子女家庭。据统计,目前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已突破了1亿。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陆续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但是,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是无法规避的。有些家庭由于独生子女的突然死亡而成为失独家庭。     

中国"独生父母"婚育模式初探:以上海为例

自2001年开始,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逐渐进入一个婚育高峰.目前,"独生子女养育子女"社会现象已在数百万城市家庭中成为现实,约占同龄婴幼儿家庭的34%左右,未来十年里,"独生子女养育子女"的新家庭将以千万计.据本研究1828份在上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独生父母在婚育观、家庭结构和抚养模式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独生父母也与非独生父母存在不少共性.研究在分析独生父母现象之后,进一步探讨了该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上海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健康状况视角的实证分析

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多处于50-64岁的健康老年阶段,关于他们养老方式的研究也多基于身体状况较好时的选择.假设他们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时,他们的意愿养老方式及影响因素又是如何？现阶段尚无此方面的相关研究.本文利用上海闸北区的调查数据,从身体状况较好和较差两种视角构建模型,分析不同健康状况下上海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可能养老方式及影响因素,并在文章最后探讨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实证分析——兼论农村养老保险的效用

通过对江苏和四川两省810户农村居民入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重点考察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与同时代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意愿上的差异。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影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两类父母,在养老意愿三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对于未参加养老保险的群体而言,两类父母在养老经济打算、养老担心度上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和养老观念转变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第一代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应对养老。     

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1年江苏、四川两省720户中老年农民调查数据,以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为参照,对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对待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心上,独生子女父母的担心程度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而在子女能否赡养、经济上能否支持、生病时能否照顾上,独生子女父母的担心程度均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年老时是否感到孤独寂寞上,独生子女父母担心程度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总体心态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婚姻状况、亲子关系、子女婚后支持变化、居住条件及生活满意度等变量可能是显著影响研究对象养老心态的重要因素。     

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变动对未来政策生育率的影响

苏州市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早、最严格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苏州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使得政策生育率自然升高,同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独生子女的婚姻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本文试探将婚育人口独生子女比例、婚育意愿等因素纳入预测模型,以期使得预测方法和结论更加准确.文章认为,未来15年苏州政策生育率上升0.415,而考虑婚育意愿后,现实的生育率上升仅0.23,终身生育率仍在1.5个以下,人口再生产将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与支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首选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然而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却在降低,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如何解决好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本文就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政府建立辅助制度以及加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意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渐次跨入老龄行列,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其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问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失业率、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率的相关性研究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及实践两种角度,对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及失业率是人口迁移率大小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 21世纪我国人口的迁移做了预测。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隶属等级分析

基于反映健康不同维度上的50个变量,本文用隶属等级模型将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分析结果表明,健康隶属度随龄增加而递减趋势明显,城乡在健康隶属等级上的差异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总体上说,健康隶属等级年龄差异大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     

提高安徽省人口文化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事业总体上比较落后,导致安徽省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地制约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针对安徽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结合省情省力和"科教兴皖"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并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对我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走什么样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反思,提出了我国应走以规模扩大式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寿命学的难题

寿命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和归宿是揭示延长寿命的理论导向和途径,其核心问题是延长预期寿命使之日益接近最大寿命,甚至与最大寿命重合.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及其困难,甚至是不能实现的遐想.我们只能尽一切可能使两者更加接近,完全重合是在可望而不及的未来.     

Effects of the timing of marriage and first birth of the spacing of subsequent births

Analyzing data from a fifteen-year follow-up surve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originally surveyed in 1957–58 and resurveyed in 1973–7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timing of marriage and first birth on subsequent child spacing, holding constant the effects of other variables that may be sources of spuriousnes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ge at first marriage has a causal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a short first birth interval and that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premarital pregnancy interact in their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a short second birth interval. Age at first marriage has no causal effect on the spacing of the second birth for those whose first child was maritally conceived. The spacing of the first birth, however, appears to have a causal effect on the spacing of the second.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甘肃省人才问题研究

本文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才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人才总量及相对存量、人才的地区分布、人才的行业、职业构成以及科技、教育(主要是师资)状况的分析,就我省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