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齐克最弱意义国家理论及其逻辑悖论——兼论对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诺齐克最弱意义国家理论是对二战以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有力回应.国家基于自然状态产生之正义性;以自由主义为依归的权利至上观;基于资格理论的分配正义观;善与价值的结合体——新乌托邦是最弱意义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诺齐克最弱意义国家理论并非是一体化和同质化的理论体系,它在逻辑上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既有功利主义倾向,又有反功利主义观点;既包含有极端自由主义取向,又有平等主义观点;既有现实主义色彩,又有乌托邦主义气质.理解和把握最弱意义国家理论对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诺齐克权利正义观的学理分析与逻辑解读

“权利正义”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理解诺齐克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关键词,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被诠释为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换言之,诺齐克政治哲学的最高使命是实现“权利正义”、保障公民个人权利,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肩负这一崇高使命的现实载体.无论是“权利正义”还是“最弱意义上的国家”都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但瑕不掩瑜,诺齐克政治哲学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诸多的启示.     

最弱国家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诺齐克的消极国家观探析

针对罗尔斯式的积极国家观,诺齐克提出,最弱国家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和多功能国家的批判,诺齐克认为,最弱国家不仅有产生的必要性而且是功能发挥最多的国家,任何主张扩大国家功能的做法势必会侵犯个人权利。最弱国家是可欲的,它为个人自由实现其权利提供了理想的乌托邦架构。考虑到现实社会经济等因素,这种最弱国家并不适合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     

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述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自由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洛克的"同意"原则、卢梭的"公意"学说,到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现了深深的规范性传统。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比较研究

罗尔斯和诺齐克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罗尔斯以"新契约论"的手法,在"原初状态"和"无知内幕"的条件下论证了他的两大正义原则,试图调节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但却没有成功,他的正义观可以概括为公平正义观;诺齐克以"反契约论"的手法,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论证了他的三大正义原则,强调自由一极,不考虑平等,他的正义观可以概括为权利正义观。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比较分析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握并认识新自由主义。     

略论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国家观——《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解读

诺齐克以洛克的“自然状态”为出发点,认为最好的国家是管事最少、只有保护性功能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他对无政府主义国家观和罗尔斯的平等主义国家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国家的乌托邦框架。这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分配正义的两种不同诠释——罗尔斯和诺齐克之辩解

针对正义如何来分配,尽管罗尔斯和诺齐克都赞同正义首要性,但罗尔斯更为强调平等。他通过设定“原初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正义的两个原则来解除“无知之幕”,使得最少受惠者得到补偿,从而实现平等;诺齐克认为正义的首要问题不在平等,而在于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借助“持有正义原则”通过“最弱意义的国家”来反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尽管二者对如何分配正义分歧很大,但他们都是围绕经济领域中自由与平等孰更优先的问题展开。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观的矛盾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诺齐克最小国家观的理论价值

诺齐克的最小国家是个体权利取向的,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建立了一个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左派的国家观和功利主义的国家观提出了挑战;与社群主义者之间关于国家职能范围的争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界定国家职能范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乌托邦设想意在肯定多元价值和促使多元社会的产生。     

论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认识差异性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正义学说史上以其个性特征塑造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形象。分析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认识差异性,是理解二者关于正义问题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文本,主要阐述了罗尔斯与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立论依据：“差别”是集体资产还是个人持有？论证的逻辑特征以及二者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理论与现实的思考     

谈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之哲学理念

诺齐克是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1971年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发表了著作《正义论》,此后出现了许多学者来回应和批判这部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诺齐克所著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诺齐克在书中不仅提出了权利正义论的核心内容——"持有的正义三原则",并且创造性地提出"支配的保护性社团"、"超低限度的国家"、"最低限度的国家"、"看不见手"等等有关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概念,其贡献是卓越的,其理论高瞻远瞩,非常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     

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探求

针对“福利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诺齐克提出了“最小国家”的概念。最小国家的产生经由三步:自然状态———支配性的保护机构———超小国家———最小国家。诺齐克将权利设定为道德边际约束,从个体自由权利维护的角度来探讨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认为国家权力的起源、职能范围都必须在个人权利允许的范围内。诺齐克对国家权力范围的全面反省,对社会主义国家界定国家职能范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洛克与诺齐克的自然状态理论比较

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 ,诺齐克被视为洛克思想的继承者。通过对二者的自然状态理论的比较分析 ,试图描述出自由主义的国家起源的逻辑结构 ,并对两种不同的方法做出概括。在此基础上 ,指出表面上相同的自然状态理论中所暗含的实质上的区别。     

从“洛克条件”到“诺齐克条件”

本文拟从诺齐克“持有正义”论的基点“获取正义”出发来分析诺齐克财产权起源学说的逻辑证明过程,指出诺齐克是通过弱化“洛克条件”,并将其转换为“诺齐克条件”这样一个“弱化－构建”过程来完成理论推导的。诺齐克严密而智慧的论证极富启迪意义;但在劳动确立财产权问题、“自然状态”下外界资源所有权性质的设定问题、以及诺齐克条件赖以成立的“基准状态”问题等重要环节上尚有明显漏洞。     

诺齐克交换正义思想之反思

诺齐克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其"持有正义"理论为分析交换正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线索。对诺齐克交换正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对交换进行哲学上的界定,有助于寻找规范交换的正义原则。诺齐克虽然突出了自愿对交换正义的重要性,但他对自愿行为的分析忽视了认知对自愿性的影响,也无法表明自愿是交换正义的唯一原则。洛克限制条款在某些情况下不能与自愿交换相容。与此同时,诺齐克忽视了交换对第三方的影响在交换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仅将交换正义的论题集中在我们应如何交换这个问题上,忽视了我们能够交换什么及我们可以和谁交换这两个议题。     

正义、效率与国家证成——克里斯托芬·毛瑞斯的国家证成路径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现代国家里,而来自于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挑战是国家是否应该存在,即国家能否被证成?如果国家能被证成,那么证成国家的基础是什么?克里斯托芬.毛瑞斯(Christopher W Morris)认为,证成国家就是说明国家的权力是公正的(或正确的)或者合理的,面对洛克和诺齐克证成国家的理论困境,即一旦承认了人们拥有生命、自由及财产三项自然权利,则证成国家是非常困难的。毛瑞斯的办法是设定人们拥有准自然权利,而保护人们的准自然权利需要国家提供正义并有效率的行动,这样他便通过正义与效率证成了国家。     

解读诺齐克的“元乌托邦”设想

基于个体权利的道德边际约束和传统的乌托邦理想的非现实性,诺齐克提出了"元乌托邦"设想."元鸟托邦"有三个环节国家-共同体-个人."共同体"由追求共同价值的人构成.国家只有一个,"共同体"即乌托邦的数量却是无限的."元乌托邦"将各种理想都包含于其中,是帮助人们实现各种理想和善的最完善的形式.但是"元鸟托邦"设想存在内在矛盾,缺乏理论依据和可行性.     

论诺齐克对马克思劳动观的道德消解

诺齐克的道德乌托邦体系不仅建立在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上,而且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观的价值消解上。在劳动性质、劳动价值、劳动成果的道德分析中,诺齐克试图以自愿的交换、主观的需要、应然的权利分别颠覆马克思被迫的奴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正义的利润等。这些批判反而更彰显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价值合理性。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