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陀罗与奴隶的关系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奴隶制度,是国内外史学界比较重视的问题.种姓制度同奴隶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其中,关于首陀罗是否是奴隶的问题,学术界仍聚讼纷纭.本文仅就此问题谈几点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们. 一、首陀罗的经济地位首陀罗是印度四个种姓中的最低种姓.在古代印度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首陀罗内部演变出了许多小的亚种姓,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职业、婚姻范围及一些特殊的风俗习惯等等.这些集团都属于首陀罗,同时还有自己的单独名称.《政事论》(Ⅰ.3.8)说:“首陀罗的(义务)——一为再生服务,农业、     

宪法是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搞起来的——与赖元晋同志商榷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发表了赖元晋同志的文章《关于宪法起源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文章对宪法是从资产阶级开始搞起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宪法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文章材料丰富、观点新颖,发人深思.但总的说来,我们不能同意《探讨》一文的看法.不揣浅陋,写出我们的意见。就教于作者和法学界的同志们。关于国家根本问题的法不等于就是根本法     

从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正>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发表了孙祚民同志的《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一文,这是他六十年代初在《文汇报》发表关于民族历史研究方法论问题两篇文章的继续。在这些文章中,孙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我们是不敢苟同的。这里,仅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孙祚民同志。 (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关于评价陈宝箴的讨论

本刊自开辟《青年园地》专栏以来,青年读者不断来稿来信,有的并对一些文章提出商榷意见。为了活跃学术空气,提倡学术争鸣,我们摘要发表关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一文(载本刊1982年第1期《青年园地》)的讨论意见。我们希望青年同志们就更广泛的学术领域写稿,共同努力办好《青年园地》。     

文化整合与种姓的未来

象中国和印度这样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将面临巨大的文化负荷所带来的障碍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印度,这种障碍主要来自传统的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在此文化背景下培养起来的诸种价值观。笔者在别处曾专门探讨过这种冲突。那么,如何克服这种障碍?或者换句话说,随着印度教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种姓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番考察。1 人们对种姓未来命运的认识,也象对种姓制度本身的认识一样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许多关于种姓未来的论断和预言,都由于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失败了,故而许多人采取了不信奉(non-committal)态度,即对于种姓的未来“无可奉告”和“无可信奉”。然而,这个问题毕竟太重要了,从根本上说,它不仅仅是印度教社会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属于这类社会)在其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     

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应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关于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问题,理论界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是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例如,《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发表的雷国珍、黄象品二同志《关于我国过渡时期提法的新思考》(以下简称《新思考》)一文,就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起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完整的表述应是:由     

宪法是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搞起来的——与赖元晋同志商榷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发表了赖元晋同志的文章《关于宪法起源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文章对宪法是从资产阶级开始搞起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宪法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文章材料丰富、观点新颖,发人深思.但总的说来,我们不能同意《探讨》一文的看法.不揣浅陋,写出我们的意见,就教于作者和法学界的同志们.     

关于“差异”问题再探

一九八一年,在第三期《河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差异”问题的探讨》一文,有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这很好,这对问题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了,现把我的不同看法写出来,与同志们商量。     

对《关于中图法K21/27仿K20分的探讨》的看法

蔡振华同志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关于中图法K21/27仿K20分的探讨——兼与苗绍武同志商榷》一文,对《中图法》“K21/27中国各代史”的“代”作了解释,提出了只有“代”才可仿K20分,列出了“代”的类目和各“代”史仿K20分加“0”和不加“0”的规则,指明了我发表在《大学图书馆通讯》1986年第6期上的题为《仿“K20通史”复分“K21/27中国各代史”图书加零或不加零问题的探索》一文中有一个“原则的错误”。现就蔡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蔡文》)提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再论哥伦布的评价问题——与严中平同志再商榷

严中平同志在《世界历史》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哥伦布其人答朱寰同志》一文,对于我在同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提出反批评.笔者本着开展学术自由讨论的真诚愿望,仅就哥伦布的评价问题再谈几点意见,就教于严中平同志及史学界的同志们.一拙文曾经举出一些确凿事实,说明哥伦布出身于一个中世纪行会手工业者家庭,属于下层市民阶级.我认为中世纪下层市民是不应该看作"正在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的,没有资本主义关系是不会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严中平同志答复我的文章第一段里集中讨论了哥伦布家庭出身的阶级属性问题.归纳严文的意见,主要有两个论点:(一)在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封建行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常常     

关于一九一七年文学运动性质问题的质疑

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二月,二卷六期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此后,接连又发表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与胡适、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问题的通信或文章。这样,以《新青年》为阵地,关于文学革命的倡导和讨论,就逐步展开了。     

关于《马氏文通》的史实辨证

《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发表了朱星先生《<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提出《马氏文通》的作者应该是马相伯的意见,引起了议论。其实,关于《马氏文通》的作者,在三十年代就有不同看法,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今天,这种意见既然重新提了出来,我们有责任尽可能地弄清这个悬案。朱星先生说:“一般人只知《马氏文通》是马建忠所作,马建忠是李鸿章的外文秘书,不知道实际作者原来是马建忠的大哥马相伯。”接着,他扼要地介绍了马相伯的历史,言下之意,马建忠只是一个普通的外文秘书,写不出这样的著作,只有马相伯这样     

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再探讨——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为了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涉及雇佣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问题。蒋学模同志在《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一文认为,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我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几个问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我的看法,蒋学模同志又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劳动力值价变动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以下引用此文,不另注明),继前一篇文章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是,对于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所作的理论分析,我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见。     

有关《对扬补释》的几个问题——答林澐、张亚初二同志的质疑

拙作《对扬补释》(下文提到时简称“《补释》”)发表于《考古》1963年第4期.该刊1964年第5期载有林澐、张亚初二同志所作《<对扬补释>质疑》(下文提到时简称“《质疑》”)一文,对我“对扬王休”复原礼典的考释作了全面否定,竭力为“旧注”辩解,誉为“文意畅通无阻”.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当放弃浅见.但按之事实,二位自称“全面考察”既未必全面,且竭力衍述“旧注”又仍然未能使其畅通,为此就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向二位请教.     

对《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一文的看法——与郎峻章先生商榷

引言 《吉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一九七九第一期发表了郎峻章先生的文章《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说,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各方面的语法工作者在1955年至1956年曾进行过讨论。二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依然存在。不但各家主张有分歧,就是在一个教学小组里,教师的意见也不一致。这就给教学带来了不少的困难,甚至混乱。为了     

《<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读后驳答(上)

一、问题提出的由来及其实质 《思想战线》今年第3期上王叔武《<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以下简称《答疑》)一文,是对我上年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第4、5两期上《<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的答辩。我的《质疑》文章,是在读了王叔武发表在《思想战线》1978年第2期上《(南诏德化碑>作者考》(以下简称《作者考》)之后,就其全文论证《南诏德化碑》(以下简称《德化碑》)的作者应为王蛮盛而     

古印度法典中的首陀罗和奴隶

在资产阶级史学中,对古代印度社会制度的研究,意义是那样的小,例如,甚至象斯密特那样渊博的著作‘The early history of lndia,(Oxf.,1921) 中,关于首陀罗的阶级地位问题,竟然一字未提。但是,这个问题,特別是关于首陀罗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来说,是有着头等的意义的。大多数苏联的古代世界史历史家具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首陀罗的瓦尔那是奴隶的瓦尔那。这种观点在西方的资产阶级作品中也占优势。下面我试图说明,这种观点是没有史料证明的。     

句法结构·词类义标准——关于汉语词类划分问题

在一九八一年开始的我国语法学界关于汉语析句问题讨论中,笔者提出了“句结构成分分析法”这一方法,写了几篇文章从不同方面论述,《汉语句法分析问题》(下简称《句法》)一文,较全面地谈了笔者对汉语句法分析的看法。本文想再谈谈汉语词法——词类划分问题。 1953——1954年我国语法界就词类划分问题进行过大规模的讨论。尔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少见了。近年出版、再版的几套《现代汉语》教材,均谈到词类划分标准。它们所主张的大致是1953——1954年那次讨论成果的反映,这些标准当时均提了出来;同时也是那次讨论所争议的问题的继续,如一个标准和多个标准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吕叔湘先生在《关于语法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书中表示过明确的意见:“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一次只能用一个标准,……如果同时应用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就有打架的可能。”     

对《民族问题及其实质浅论》一文的几点不同意见

彭英明、唐奇甜二同志在《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民族问题及其实质浅论》一文,就当前大家共同关心的民族问题的概念、实质、分期、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等理论问题作了探讨,读完之后,颇受启发。这里就文章中的某些观点,谈谈自己的不同看法。由于研究不深,难免有不当之处,请作者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评《试论“自由人”》

三十年代初期“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对于推进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九八O年前后发表的几篇评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章,对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消极的反动的作用很少抨击,反而替他们把原来已为人们所揭穿的假面具重新戴上,多方袒护,倍加赞许,说他们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这就对三十年代的这场论争,得出了很不恰当的结论。《扬州师院学报》一九八O年第四期发表的《试论“自由人”》(下简称《试论》)一文,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对于这篇文章,我曾发表过一些意见,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展开讨论,因而时隔两年分歧依然存在。为了探求真理、明辨是非,现在我将原稿整理一下,对《试论》一文,就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