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雅”

詩經分“風”、“雅”、“頌”三类。关于“風”和“頌”的解釋,大家似乎已經有了一致的意見。那就是:“風”的本意指音乐和歌謠,“國風”就是各國的音乐和歌謠;“頌”的本意为“容”,“容”就是帶跳舞表情的祭神歌;唯独对于“雅”的解釋,大家还沒有一致的意見。     

关于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

看到文史哲1956年12号王仲犖先生“古代中國人民發見石油的歷史”一文,引証了不少古籍中关于石油的記載,对于研究中國文化史和經济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王先生所說中國古籍中对于石油的最早記載,我有不同的意見。王先生認为最早記載石油的是張華博物志。并注明“書成于三世紀末年”。但是,我認为中國最早     

再论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答舒煒光同志

舒炜光同志在“論对立的統一即矛盾”一文中,对我写的“对立的統一是辯証法的核心”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为了进一步明确问題的内容,我再谈谈我的意見。     

对李长之著“中国文学史略稿”所论北宋词人柳永的意见

最近讀柳永“乐章集”,參看了李長之先生“中国文学史略稿”第三卷第十章北宋时代的傑出詞人柳永一節,对于李先生的論点,有些不问的意見。     

“長生殿”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么?

一“長生殿”是我國古典戲剧中一部杰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但涉及到这部作品的具体內容,特別是涉及到它的主題思想时,問題就复雜起來。这突出地表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对于“長生殿”的討論中。这次討論是很惹人注意的。因为在这里存在着針鋒相对的意見。而且这兩种意見在全國來說也是有代表性的。     

論黃巾起义的目的

自从郭老提出替曹操翻案以后,史学界中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应如何給以正确的評价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在討論中关于曹操和黄巾的关系問題存在着不同的意見,郭老認为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沒有違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有些同志同意这个意見,也有許多同志不同意郭老这种說法。作者認为意見分歧的关鍵是对于黄巾起义的目的和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仅就这个問題进行論述,提出个人的粗淺意見,恐有不当之处,請史学界同志們批評指正。     

詩經“月出”篇的另一新解

自从高亨先生对于詩經“陈凤”“月出”篇提出新解以后,展开了热烈的討論,我已讀到了好几篇有关解釋問題的文章,各有各的看法与說法,意見还没有取得一致。詩經的研究,本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我以为只凭个人有限的学力,想一次把某一作品作出很全面很正確的解釋,是有困难的。最好根据各人研究所得的見解寫出來,平心靜气,实事求是地大家進行讨论,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诗的主題,“毛詩序”說它“刺好色也”,朱熹的“詩集傳”說它“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辞”,闻一多     

不能以小农经济需要改造就否认农业的基础作用——再与黄永轼同志商榷

“理論战綫”1960年第四期,刊載了討論“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五篇,其中黄永軾同志的文章系答辯性質,其它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对黄永軾同志在“理論战线”1960年第2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基本論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題,我們再次提出一些意見与黄永軾同志商榷。黄永軾同志第一篇文章的标題是:“农业     

论《故事新编》的社会历史意义

一论证鲁迅的《故事新编》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人们遇到了一个感到困惑的、关鍵性的问題,即在一篇作品中,描写了似乎绝难统一的两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对这种现象究竟如何理解,历来爭论虽多,却还未有一个比较完全、正确的解释,因此,对于作品的思想內容和社会历史意义,作品独特的艺术形式,还缺乏深刻的阐发与正确的说明。对《故事新编》的解释,大致有三种意見。第一种,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是“写古人”的“創作”。持这种意見的人,强     

答謝志文先生

謝志文先生对于我們所寫的“楚辞选”提出一些意見,我們首先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謝。有的意見足以糾正我們的疏忽或錯誤,如关于注音方面的几个例子,我們將要加以改正械囊庖娀购臀覀兊目捶ú煌?特为申明如下: (1)謝先生說楚辞选“有些地方注的太簡單?笔堑?这本小冊子的体例就是这样,它是供一般讀者的参考,所以力求簡要明白,沒有多所引証。這自?铱磥?当然是过于簡略,而对于一般讀者來說,还是方便吧? (2)悲回風:“刻著志之无适。”按刻义同励,莊子刻意篇:“刻意尚行”。刻意即励志之意。著义同明。适义同往。此言励其光明的志向,     

“学术”进一解

在学术研究上展开“百家爭鳴”,便得破除束縛“爭鳴”的清規戒律,敢于同傳統的然而并非正确的成見搏斗。 誰都不会否認学术著作当具有学术性和講究学术質量,但若囿于傳统的成見,以为:必陈义深奥、繁征博引、考窍钩稽者始得謂之“学术”,且更以此来衡量学术質量的高低,那就只能把所謂学术研究封死在“象牙之塔”里,永远不讓新生的人物去探首投足,也永远不同現实生活相接触。这种成見,往往会在无意中砍伐了新苗,也往往会被那些学术研究上的懦夫用来作为阻擋敌手的盾牌。竹风同志写的“学术一解”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剝去所謂“学术性”和“学术質量”的神秘外衣,从而有利于“爭鳴”。我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但仍觉意犹未竟,所以作“进一解”。什么叫做“学术”?辞源謂:“凡各种事物因研究     

美学问题争论的分歧在哪里

一在讀了“人民日报”上蔡仪同志、朱光潜先生、李澤厚同志等最近关于美学問題的文章后,觉得有些意見耍說,——尽管我的意見可能是錯誤的。首先,我想就蔡仪同志对黄葯眠同志的“食利者的美学”的批評說几句話。蔡仪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評是有正确部分的,沒有必要为黄葯眠同志的文章中的缺点和錯誤辯护。但是,这一批評是不公正的,它的批評方法态度上不仅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在論点上也并不都是科学的。我觉得,蔡仪同志的批評方法、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是因为他的批評不完全     

听話的度量

我們党一贯提倡民主作風,許多同志久已养在了虚心听取各种意見的良好風气。但是也有这样的同志,由于一些旧习慣的影响,总是喜欢听各种“順耳”的話,不喜欢听那种“逆耳”、“刺耳”的話。本来嘛,好話,正确的話,赞成的話,听起来气順;坏話,錯誤的話,反对的話,听起来不舒暢。可是,既然是干革命,就不能只願听起来是“順耳”还是不“順耳”,而是应当什么話都耐心听,直到听完。不容細說,对于有的同志,听那些“順     

社会主义建成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

在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問題的討論中,有两种相反的意見:一种认为社会主义建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另一种认为建成社会主义是这种过渡的終結。两方面都力圖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阶段論的原理說明自己的观点,但具体論据各不相同,认識不得統一。第一种意見的主要論据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質的两个阶段,标准不同,任务不同。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就象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一样,“准备过渡”和“开始过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第二种意見的主要論据是: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     

文艺与政治——学习魯迅的文艺观点笔記

魯迅给我們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化遺产,其中,和創作有同样价值的是他的关于文艺問題的意見。这些意見,散見在卷帙浩瀚的杂文中,涉及的范圍相当广泛,論述的也极其精当透辟,是魯迅为建立“嶄新的文場”而放下的最坚实的基石。而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問題的正确闡釋,又是这块基石中的核心部分,是最值得我們珍视、研究,繼承和发展的。     

批判“条件论”

一切“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胀派”、“年底算胀派”等等右傾保守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論据,那就是“条件論”。他們对待自己的生产和工作,不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而是强調客观困难,强調客观物質条件差。他們常以“不能超越事物的客現实际可能”为借口,来为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作辯护。他們只看見事情的消极方面和困难方面,而看不見事情的积极方面和有利方面;他們只看見沒有的客現物質条件,而看不見人民群众的偉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創造性,看不見在共产党領导下劳动人民沸騰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勁。显然,这是一种“見物不見人”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条件論”者不只是今天才有,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有的。特別是每当革命斗爭处于艰苦的阶段,“条件論”者总是要出来散播他們的悲观論調,     

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

《文物》1961年11期刊登了馮汉驥先生写的《关于“楚公(?)戈”的真伪并略論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一文。該文除对于于省吾、姚孝遂两先生写的《“楚公(?)戈”辨伪》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外,討論了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主要探討了“蜀戈”的型式,并进而确定了它們的年代。     

我对生产力性貭問題的具体意見

自从平心先生提出了生产力二重性問題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有的贊同,有的反对,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結論。他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提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他说: “不但有好多同志来信或口头同意我的見解,就报刊上刊載有关生产力问题討論的文章来看,也并非没有人同意我的論点的。例如在我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齐蓀同志在《文汇报》一篇短文中就采取了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与物质技术属性的論点(他的解釋同我略有出入)。”因此,不能不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見,加以更詳細的说明,請同志們批評指教。首先,我把在《文汇报》发表一篇“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嗎”短文的原委說明一下。当时写那篇短文的原因,是解答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問題的中心,在于有人誤認为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因而产生了美国和苏联的生产力水平彼此相差不大为何生产关系各有不同的疑問,于是根据本人不成熟的意見,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根本未曾留意到平心先生的文章,     

从特称量项、周延性等问题来看研究形式逻辑的根本方法

諸葛殷同同志在“特称量項、周延性及其它”一文中,(1963.8.9光明日报)批評了許多人。諸葛同志認为这些人对于这問題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錯誤的”,甚至認为这是一种“不幸”,我却以为:“錯誤”可能有,但孰是孰非目前还需商榷;“不幸”也可能存在,但却不一定完全出在与諸葛同志相反的意見上。不管怎样,最終檢驗真理的标准应該是实踐、是客觀实际,而决不应該是主觀断定。因为分歧仍然存     

学术动态

武汉地区研究經济史的部分同志,最近举行了一次座談会,就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分期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一、关于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問题对于这个問题,有两种意見。一种意見認为,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个別国家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的任务在于揭示个別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規律;它是按严格的历史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