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日暖·春天之诗

本文对唐诗中大量出现的“日暖”与《锦瑟》全诗的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肯定了《锦瑟》是春天之诗。尤其是李商隐自己在《二月二日》诗中写有“东风日暖闻吹笙”之句,足以证明“日暖”是对春景的描述,与鹃声、冷月同为特定时空的春天物象。作者认为,作为春天之诗,《锦瑟》有着自己不可移易的逻辑线、情感线和生命线,不可任意将其零拆碎摆,掺入种种《无题》之句组合成新的诗篇。     

《谒山》《玉山》诗解与千年《锦瑟》之谜

李商隐《锦瑟》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争论最大、解人最多的一首诗。早在金代,元好问就有“独恨无人作郑笺”的感叹。清吴乔在《西昆发微》中说:《无题》《锦瑟》之解,“七百年有如长夜”。吴乔至于今,又三百多年过去了,千年《锦瑟》之谜究竟何在?《谒山》、《玉山》诗正是解开《锦瑟》之谜的两把钥匙。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读唐朝赠别诗有感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文学家江淹从此句领起,写下一篇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别赋》。唐朝诗人李商隐在《无题》诗中叹道:“相见时难别亦难”。正因如此,古人常有临别赠诗的习惯。历代诗歌中写离情别绪的不计其数。这类诗,大都或托酒以将意,或写一时之景以兴怀,或寓相勉之词以致意,若无真情实感,就难免矫揉浅俗,流于老套;虽有真情,若无高超的技     

楚雨含情皆有托——李商隐《无题》诗浅析

李商隐是晚唐日趋寥落的诗坛上升起的一颗璀璨之星 ,他的《无题》诗是他用真心、真情谱写的人生的乐章。他以他独特的抒情方式宣泄他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慨 ,以他深婉曲折的手法倾诉他政治的追求与失意、爱情的欢乐与相思 ,以他饱蘸血泪之笔抒写他在人生这一污浊长河中流不尽的痛苦 ,从而使他的诗以“深情绵邈”、“寄托深措辞婉”① 的感伤、凄厉文风照亮晚唐诗坛。他的《无题》堪称“绝唱”。它是诗人在蕴藉、深沉、浓艳、曲折中对个人悲剧、社会悲剧的双重咏叹和深切感伤 ,是他人生清醒而凄婉的梦的再现 ,是他深邃的悲剧性精神世界的崇高展…     

缠缠绵绵总关情隐隐约约皆为真——谈李商隐《无题》诗的女性情结

李商隐的<无题>诗之所以成为千古之绝唱,其中一个原因就源于他对女性的尊重和推崇.诗中字里行间隐藏着说不明、理不清的女性情结.其中原因有三:一是与他不幸的家世、身世、险恶的时世分不开;二是诗人通过女性情结来展示他的理想和执着的审美追求;三是对晚唐诗坛艺术上的开拓性创新.     

利用古典诗歌反党的铁证——评梁效、闻军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一九七五年第二期《历史研究》,刊登了“四人帮”御用文人梁效、闻军炮制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以下简称《论(无题>》)。这篇黑文,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被挫败后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哀鸣,同时也宣泄了这个反革命黑帮野心未遂的幽愤和咬牙切齿的仇恨。这是“四人帮”利用古典诗歌进行反党活动的罪恶铁证。     

李商隐散文简论

李商隐不是一个散文家.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于诗,其次是骈文.他的诗和骈文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骈文手法入诗是形成李商隐诗歌独特艺术风格的极重要原因.人们有鉴于此,在研究李商隐时,便把注意力集中于他的诗和骈文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要全面地理解一个作家,评价他的创作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应该顾及其全人、全部作品.李商隐的散文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今天能看到的仅二十篇,但质量颇高,几乎篇篇可传,而且都能从一个角度反映李商隐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因此值得我们重视.宋·谢采伯在《密斋笔记》中写道:“李义山作《李贺小传》、《白乐天墓碑》、《刘叉传》,文体奇逸,不应止取其诗.”他在这里拿来与玉溪生诗对举,以为不可忽视的,就都是李商隐的散文作品.《唐文粹》编者姚铉厌恶骈文,其书“尽黜俪偶”,对李商隐的骈文亦不例外,但对他的散文却特赐青睐,收录了十五篇之多.从前人的言论和做法,我们当可获得一些启示.     

从《论语》看孔子的“怨”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试从《论语》原文中透视孔子对“怨”的真实态度。孔子主张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的,就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从范围上看,孔子的“怨”是广泛的,包括对违反仁道、不合礼者、遭到挫折与打击时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程度上看,孔子的“怨”是很深的“怨”,甚至是“恶”。有了怨情,就必须表现出来,故而孔子认为把怨情隐藏起来是可耻的行为,“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肯定了诗可以表现怨情的同时,也就赋予了艺术情感表现上的真实性,“诗可以怨”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徐志摩诗歌散论

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1931年11月27日,赵景深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写了《志摩师哀辞》。文中记叙了1926年春天作者访问徐志摩的情景,在谈诗时,“问他对于自己的诗所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他说是无题。”(《新月》四卷一期)《无题》收入徐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这首诗为什么被作者自己喜欢,我想大约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性灵与诗魂。全诗以“朝山人”自喻,抒写为了攀上那“最理想的     

李商隐《无题》诗探微

明代唐诗评论家胡震亨,在他著的《唐音癸签》中说:“元遗山有诗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盖谓义山诗用事颇僻,惜无人注释也。”元遗山的那个时代,为李商隐诗作笺注的人,确是很少,自明清     

李商隐寄令狐绹诗之考论

在李商隐的交际诗作中,他写给令狐绹的诗最多,情最动人,语最直截,最有心底话想说也能说,且能“屡启陈情”.其《夜雨寄北》也可断为寄令狐绹,从其写作于此诗前后的其它诗看,即可得到验证,也可以互证,这些写给令狐绹的诗都是期望出施援手的.从李商隐寄令狐绹的诗考,令狐绹打压李商隐,真是一桩冤假错案.令狐绹与李商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李商隐所有的交往中,他与令狐绹最密切,交往的时间跨度也最大;令狐绹对李商隐仕途上的帮助也最大.     

《锦瑟》新解

李商隐《锦瑟》诗,当是他晚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罢盐铁推官困居郑州故居期间)回顾其坎坷一生而作。首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的“五十”,大约暗合了作者当时的年龄,所以即此起兴,引出对往事华年的回忆和兴叹。全诗含蓄蕴藉,盛慨万端。有人说此诗是李商隐的绝笔诗,如果不把“绝笔”二字拘泥成病在弥留之际才写的最后遗诗的话,此说大致成立。所以安徽师大中文系古典组编选的《李商隐诗选》,将《锦瑟》列为编年诗最后一首,是有道理的。     

浅析李商隐无题诗的感伤情趣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广的影响。李商隐诗中最能代表其纤巧凄美风格的是其以《无题》为题的爱情抒情诗,从爱情关系上,可将李商隐的爱情诗大略划分为两类。一是实有其事的,这类爱情诗抒情对象明显、特定,与诗人具体的爱情经历有关。     

论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孔子在和他的学生谈话时,涉及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论语·阳货》)这个命题,因其文字简括,旨意遥深,所以从古而今见解纷纭。不少学者从字面上来解释“兴观群怨”,朱熹说,“兴即感发意志”,“观为考见得失”。汉人孔安国认为,“怨”即所谓“怨剌上     

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新探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首《无题》诗,在李商隐十七首《无题》中,是比较明白的一首。对这首诗的看法,虽然有人以为是有“寓意”的,但现在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它是一首爱情诗。从诗所反映的内容看,认为它是爱情诗,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认定此诗为爱情诗,是否就算将此诗完全弄清楚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在表面似乎没有问题的背后,正还有一些问     

从“二雅”怨刺诗看周代诗坛的民主精神

“怨刺诗”一名,起于汉朝。《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所谓怨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作者内心的怨愤,二是指对时弊的针砭。二者皆是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现实猛烈激撞所闪发的火花,因此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诗经》中的怨刺诗主要见于《大雅》与《小雅》。“二雅”共一百○五篇,而怨刺之作就有将近四十篇,占三分之一还要多。它是“二雅”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们的作者,有立于朝廷的大官,也有出入贵们的小臣;有从军行役的征夫,也有无衣无食     

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怨刺诗中的“怨”并不仅仅是指怨刺上政,更有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之痛和人生感伤的“怨”,“怨”也包括恋人的相思之苦、征人的思妇之怨等;而“刺”则有责备、讽刺之意。     

王船山关于“兴、观、群、怨”的阐释

船山在《诗绎》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文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这段话说明,他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十分推崇,认为它不仅是评价诗歌雅俗、得失的标准,而且读诗也必须以它为指归。清代的诗论家,论诗各有自己的癖好,如王士禛喜言“神韵”,沈德潜喜言“格调”,翁方纲喜言“肌理”,船山则喜言“兴、观、群、怨”。船山诗论中论及“兴、观、群、怨”之处,比比皆是,无论是评诗、论诗,他都喜把“兴、观、群、怨”作为标准、纲领拈出,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深入探讨船山对“兴、观、群、怨”的解释,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他的文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