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英文)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南宋江南市场的移民因素

大规模移民与劳动力流动及其所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与商品的流动和组合,在江南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移民的技能、资本在城镇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工商服务业,在农村进入土地交易与租佃市场,移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与开拓意识,都促进了江南各类市场的发展.临安大都会市场是移民因素最集中和深刻的体现,江南市镇在南宋的成长,亦广泛地烙下移民的印迹.     

SPECIAL ISSUE：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Inter-industry Inequalit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Urban Income Gap--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二元分割体制下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及其收入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两期数据（CFPS 2010、2012）和动态研究视角,本文系统分析和讨论了当今体制二元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流动的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提出体制分割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和经济后果不平等的重要集体性中介因素。体制对工作流动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体制的稳定性效应,即为其成员提供内部庇护,从而降低体制内工作流动率;体制的收入效应,即与体制外流动相比,体制内工作流动会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体制的壁垒效应,即体制阻止和排斥体制外的劳动力发生跨体制流动,从而影响工作流动的方向。经过使用倾向值匹配、IPTW等统计技术控制样本选择性后,分析结果显示,体制分割的这三方面效应均呈显著影响,且结果稳健。本文将体制分割与工作流动过程相结合,探讨体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动态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层与流动现状。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形式变迁的制度分析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存在着体制型、城乡型、行业型以及市场内生型等竞争性与垄断性并存的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形式。要形成市场配置型的劳动力市场,必须进一步改革现有经济体制,实现劳动力流动市场化、劳动就业契约化、就业机会均等化、人力资本产权明晰化和劳动保障社会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应当提供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尽快形成竞争性的市场配置形劳动力市场。     

职业特征对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收入差别的影响(英文)

职业是决定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继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重要变量。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子样本,对职业与收入差别之间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职业间收入差距可以解释城镇就业人员收入总体差距的12-17％。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各职业对就业人员人力资本上的要求有差异,从而导致了职业间劳动要素报酬上的差异;二是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所带来的不同职业问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造成了这种收入差别。前一种原因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这应当是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成效;而后一种原因反映的却是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因此,为了缩小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尽可能地排除由于市场、地区分割造成的不同职业间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     

第二职业:根源、冲突与控制

第二职业不仅仅表现为人们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经济理性行为,从社会学角度看,它还是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多元复合体。把第二职业放到社会这一大的背景下进行全方位考察,是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职业变迁的重要途径,它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劳动就业制度,也许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二职业主要指人们在八小时之外,或在工余时间,从事与第一职业的工作场所、收入来源、收入性质不同的劳动。第二职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计划与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第一职业一般表现为计划管理。第二职业则是一种市场现象,是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