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萐父对中国哲学史若干问题的研究

萧萐父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多方位的。在宏观方面,他阐释了自己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及相关问题;在思潮及个案方面,他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和船山学有着精到的研究。探讨萧萐父先生对中国哲学史若干问题的研究,不论对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还是当下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走向真实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哲学以反思为其题中之义。这种反思同时应不断指向哲学研究本身所涉及的有关前提。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研究的前提首先与文献材料的考释、梳理相关。后者是一种非常基础性的工作，没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哲学史的研究将成为空中楼阁。但除了上述方面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还牵涉哲学与哲学史、中学与西学、形上与形下等理论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定位，同样构成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就后几个方面谈一些看法。一、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     

了解胡适与重写中国哲学学术史

哲学史以“哲学”为主语,是从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只有当“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研究哲学史才有可能.胡适提出的“明变”、“求因”、“评判”三项原则,并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模式,而是中国学者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中国式的见解,具有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     

强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方克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方克立先生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方先生在组织、领导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不仅为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而且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方先生所说的"同情地了解",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一种发自生命根处的依赖感、根源感和认同感,而且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说的"客观地评价",要求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意义(价值)、现实意义(价值)以及前瞻意义(价值)给以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所说的"批判地超越",一方面的工作为"批判",即指出研究对象在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的工作是"超越",即在"批判"的基础上按照"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原则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三句话,虽然是针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而提出的,由于方先生将其贯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因此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以新的哲学观重新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尊重历史: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个包容面广、内容十分丰富的学科,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之外,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学派、人物和著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除了新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外,一些高校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博士和硕士点也得到了较大增加,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当前的研究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应当继续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工作,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和细读工作,加强资料的引进、整理等基础性的文本学工作。二是继续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基本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范畴史、专题史、断代史和人物思想史等专门研究,细化通史基础上的各种细部的研究。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范畴的研究,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三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直面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产物的研究,以深入的理论分析来说明这一学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推动这一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最近专门组织了部分专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下述文章,目的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同行对深化这项研究的重视。     

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本文从历史、历史哲学、编史学和哲学编史学等基本概念的疏理入手,结合以罗蒂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界关于哲学编史学问题的讨论,认为哲学编史学的学术结构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史、哲学史的认识论研究及哲学史的编史方法研究,其问题域应包括哲学编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局部或具体问题。在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的关系之间应注意如何理解哲学和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观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等问题。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

王国维虽然未能形成自己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他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都曾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记录了现代中国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历史,也确立了王国维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学术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及其反思

在中国,西学东渐之前,文史不分家,做学问也不重分类,一个学者治学可能涉及诸多领域。如,梁启超自言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多学者涉猎仍然很广泛,如,季羡林、李锦全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都谦称自己为“杂家”。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总是将思想史与哲学史混同起来研究,于是有上世纪80年代《哲学研究》发起的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讨论①。近十多年来,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又纠缠在一起,于是,近些年来关于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论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既不取他早期"哲学是求好之学"的定义,也不采纳胡适的哲学定义,而是通过哲学的分类以显示哲学的内容和意义,并以此为标准来取舍中国哲学;同时,又对哲学的性质及功用、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冯友兰关于"两种哲学史"的划分、关于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关于哲学史的分期等,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     

从历史与哲学的分合反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哲学史是哲学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故哲学与历史的分合是人们反思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应将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任何将两者对立或割裂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作为解构的哲学史研究: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哲学的解读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哲学史观念的解构是海德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解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解构工作本身又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哲学史研究中进行的。本文通过具体考察海德格尔对黑格尔进行哲学史研究的独特解释学技艺 ,展示了海德格尔如何在进行哲学史研究的同时解构哲学史 ,从而凸现出海德格尔本人的独特哲学史思想。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