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的批评主义”:李长之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具特色的批评家,"明日张胆"地用"感情的批评主义"为作家论之批评宗旨的李长之,在"感情的型"的美学尺度下,以情感体验中的审美感知与兼容理智的作家批评实践,标示出他1930年代作家论写作的独特魅力.显然,李长之所建构的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识力并行不悖的作家批评范式,在丰富和拓展1930年代作家论的批评内涵的同时,亦对当时的作家论写作具有一定的体式意义.     

茅盾论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

鲁迅说:“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茅盾就是“很少”中的一个.茅盾早年是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后来又以一个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屹立于现代文学的峰巅.停止创作后,复致力于文艺批评,成为当代一个伟大的文艺批评家.他既批评别人的作品,又常常接受别人对他作品的批评;他既虚心接受别人正确的批评,又用反批评对别人错误的批评进行抗争.理所当然,他对于作家和批评家的甘苦,是体贴入微的.因此,他对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的论述,就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     

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方法

李长之文学批评的价值在于,他既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又能突破各种批评方法的界限,运用传记批评、体验批评、文化批评、语言批评等多种批评方法,从不同角度切入作品,对作家的人格进行整体观照,解读作家的生命轨迹与创作历程,构建了视野宏阔的整体批评范式,其思维方式对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极具启示意义。     

意识和语言的困惑——论希利斯·米勒早期文学批评之嬗变

希利斯·米勒早期文学批评聚焦于意识批评的方法,他对维多利亚时期众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现象学阐释.米勒意识批评向解构批评的嬗变过程经历了意识和语言关系的双重束缚.他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形式的认识以及与乔治·布莱在意识批评思想上的差异构建了其解构主义批评立场的基础.     

《悲惨世界》:全心灵的实现

《悲惨世界》的创作前后历时三十二年。作家童年、少年时代由悲惨景象所引发的心灵震颤,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种子。后来,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断撞击他的心灵,他在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与爱和对黑暗社会的满腔愤恨与抗议的推动下,构思并完成了小说的初稿。经过革命洗礼之后,他对作品有了新的标准,于是全部加以重写,融进自己新的感受与认识。这部小说的创作是作家全心灵的实现。     

拘禁与庇护——对《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幽闭空间的探析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是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的代表性短篇小说,被认为比他的长篇巨作更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小说以作家独有的美国南方情怀、物质环境特别是封闭空间对叙述的介入、身体对空间的回应,将个人空间和社会空间甚至是文化空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本文运用空间批评理论的基本原理对该小说进行探析,旨在通过空间视角的分析,展现美国南方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矛盾,探究艾米丽悲剧命运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     

心灵化的表述风格——论李健吾审美批评的语言特征

在文学批评之中,李健吾常常以心灵化或情感化的方式把握批评对象,并不注重追寻所谓的客观化原义。不仅如此,他对词语的选择与使用也使其带上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李健吾批评语言的直觉化、情感化和个性化,则体现了其表述风格的心灵化。     

孤独驰骋于批评的旷野——论陈晓明的早期文学批评

陈晓明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就已表现出独特的风采。他对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和作品的关注表明了其文学态度。他对后现代理论的研究以及使其与文本联结的方式使他的批评表现出一种审美风格,而他在理论上的叛逆品质与质疑的批评方法使其批评风格越显个性,越显独特。     

论孙犁现实主义的小说批评

孙犁一生留下了若干小说批评文章。他以现实主义理论精神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卓有见地的探讨批评;在理论批评的同时,他还开展了一定的实用批评工作——作家作品批评。在长期的理论实践中,孙犁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表现出一种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现实主义理论使他的小说批评显示出灼人的热力和咄咄逼人的光辉,但同时也遭遇了一种批评的尴尬。     

免于偏见的自由——从《现代》看杜衡的文艺批评的特点

作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批评家和作家,因为所持的文学立场与当时及后来的主流文学观相异,杜衡（苏汶）一直被视为反面的对象而受到指责,但对他的具体的文学主张和批评实践的研究却付之阙如。本文从他在《现代》杂志中所发表的重要的批评文章入手,对他的文学主张、批评观、批评方式和批评风格进行细致的分析,以时其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康德美学背景中的成仿吾文艺批评观

成仿吾以康德美学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本体论上,他以康德哲学认识论解释“客观”、“自我”等概念,指出文艺批评是“自我”的表现;在文艺批评建设论上,他提倡以“反省”的方法,借助“合目的性”概念,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方法论上,他提出了以“同情”为批评方法和批评态度;在文艺批评对象论上,他从康德哲学关于“美的艺术”理论出发,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在于作品的能引起想象力和知性协调自由运动的“论理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总之,在康德美学背景下进行观照,成仿吾文艺批评观体现出相当的严谨性和理论深度。     

以一总多 触类而长——评任范松《文艺民族化论稿》的学术特点

任范松先生的文艺批评的整体特征,概括地说,就是"以一总多,触类而长",即在方法论上,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为主,结合其他批评方式的多元性批评;在认识论上,是围绕朝鲜族文艺而展开的多样化的批评。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     

胡寅《崇正辩》论

理学虽以批判佛教为动因,但理学自身的建构不仅使批佛弱化,且呈现出儒佛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胡寅《崇正辩》实是南宋初期理学家批判佛教的重要著作。胡寅对佛教的批判,虽从清理佛教外在形式入手,但实际上却贯彻着他在根本理论问题上的立场与见解。胡寅揭示了因果报应的功利性本质,强调了儒家道德思想的自主性原则;同时他将善恶祸福无常对应的问题从道德哲学的论域中清除了出去,阐述了湖湘学派由实在性自然引申出价值体系的理论,并最终落实在儒佛心法上的比较,彰显出儒与佛的真实性与虚妄性。胡寅在批判佛教中所阐发的思想,对于后来朱熹的思想建构很有影响。     

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

朱谦之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生涯中,大量运用了史学批评,他以史学批评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与同时代其他人的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了西方学人及其历史哲学。其史学评论是在宏大架构之下展开的,不同于传统批评方法,突出了对史学现象、史学观念及史学思想的评论,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史料与史观并重,是其史学批评的重要学术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胡宗健当代小说评论刍议

胡宗健先生自 1978年从事当代小说评论以来 ,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 2 5 0余篇评论文章 ,尤其是对湘籍青年作家的评介 ,对“新写实”、“新状态”、“晚生代”的指认 ,对西方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转换 ,见解新颖、材料翔实、论述准确、方法独到。     

论胡风的古代文学批评

在胡风的著述中很难发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富于学理性的宏观批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现象就整体而言没有进入胡风的批评视野。当然这不能否认他对少数作品的批评,尤其他对《红楼梦》《水浒传》的批评值得关注。这些批评意见有的确乎发人深省,有的则未必妥当。这些意见和看法隐含着胡风对世界文学经验的重视,既是其理论个性使然,又是"五四"时代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所致。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坚持“纯正的文学趣味”，反对文学的商业化与政治化，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时遵循的基本文艺思想与美学原则。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准则，如作品应“匀称”和“和谐”，作家应讲求创作的“技巧”与独创性等。而在批评方法与风格上，则表现为典型的印象式批评，他不是从作家的生平与外部环境入手，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就文章本身加以分析与点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批评文体的多样性，反对千篇一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体现出的批评观与批评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     

瞿秋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几次解读

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有一个变化过程:192 7年“4·12”政变之前,瞿秋白对孙中山评价较高,褒多贬少;后期则评价较低,贬多褒少。这一变化主要因为蒋介石借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金字招牌”推行反共反革命政策,以及瞿秋白一度犯了“左”的错误。     

论辜鸿铭的文学观念

辜鸿铭最看重文学中的道德内涵，他有关文学的一些精辟之论常常为道德本体的文学观所遮蔽、冲淡，甚至改造。辜鸿铭发出“惟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的议论；提出适合于各民族文学研究者对于异族文学进行高层次研究的文学“整体研究观”；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观念已经渗透到他所涉及的各个话题中，其文学批评已经很难回归到文学轨道。从辜鸿铭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展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个当然的文学家：但从文学观念方面说，他更多地体现出一个道德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