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小说

钱锺书《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产生于同一个语境,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但又明显不同:《围城》的自我定位介于新文学与海派文学之间,对海派文学传统有继承、改造,更有超越和提升。某种程度上讲,《围城》是对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的反写。     

论东方蝃蝀的《绅士淑女图》--兼与张爱玲《传奇》、钱钟书《围城》比较

东方蝃蝀的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海派文学的重要收获。小说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中国传统家庭式微的命运及人们的情感百态;现代都市女性在日益崩溃的男性中心社会里物欲和性欲的自由;以及在这种“上下文”中对于现代都市生活已深具审美超越和批判意识的“都市少年”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选择的“两难”境地。小说堪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海派文学优雅文风的典范之作。     

女陛想像与都市想像的互为一体——论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与上海的关系

海派狭邪小说首次把妓女与上海这两个形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文学模式。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成为上海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对妓女的想像就代表着对上海的想像。而时人对上海都市的邪恶想像,也使得海派狭邪小说对妓女作“溢恶”的夸张描写。女性想像与上海城市想像关系的另一种文学表达,就是海派狭邪小说中独特的妓女专用“吴语”表述。讲“苏白”的妓女和“上海”,在海派狭邪小说里奇妙地结合起来。女性想像与上海都市想像从某种意义而言．已开始互为一体。     

走向革命——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政治叙事

传统观点认为海派文学就是世俗文学、商业文学,强调欲望表达,官能感受,描绘都市的声色景观,充满低级趣味。其实,海派作家同样拥有爱国情怀,关注底层民众,创作上不乏进步政治倾向,内容具有民主自由精神,有些作品在当时甚至被视为普罗文学的典范之作。因此,海派小说是带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现代作品。     

鲁迅论海派

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派别而存在的海派曾发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个派别萌蘖于十九世纪后叶“十里洋场”的上海,至建国初消弭。它拥有庞大的作者群,创作了成千部小说,有些作品产生过家诵户读、街谈巷议的轰动效应。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文坛的一些青年也深浅不一地受到海派文学的浸润。面对这样一个持续时期长、作品数量惊人、且占有较大消费市场的派别,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奠基人的鲁迅不能不对它有所关注与批评。由于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任务的繁重,鲁迅尚未有时间和精力对海派文学作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但凡著文论及海派之处,均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学习鲁迅有关海派文学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海派文学的历史渊源、海派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它受褒或抑的缘由。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与新文学创作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创作数目丰盈,其创作实绩代言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基本风貌和整体成就。这批小说以通俗为主调,然而其叙事肌理中亦植入了较芜杂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形成期海派小说规范了现代都市文学生产的基本要素,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都市的亲缘关系,确立了新文学批判国民性、城乡对立、都市罪恶等基本主题,以其丰富的读者经验和庞大的读者基础启发了现代文学阶段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并为"五四"小说提供了较丰富的叙事经验。     

海派文化视角下海派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海派文化是在吴越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都市文化,它主要由吴越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混杂而成.以海派文化作为研究视角,海派文学的商业性、现代性是研究的热点,其传统性则有待于拓展、深化.从传统文化角度加强海派文学研究.有助于把握海派文学的全貌、本质,也有助于认识海派文学精神的复杂、多元,揭示海派文学的对话特征.     

川端康成和中国文学

1968年，川端康成（189－1972）以他独有的小说艺术表现了日本文化之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川端不止一次地承认日本美的传统融和了中国唐代文学的风采。他说他的心已经融汇在紫式部（约978年前后──1014年前后）的《源氏物语》之中。他认为自古至今，《源氏物语》是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就是到了现代，日本也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和它媲美”（《我在美丽的日本》）。要谈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日本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川瑞康成的影响，不妨先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着手。紫式部以精通《白氏长庆集》而得名，在小说…     

灵魂的拷问——读胡尹强新作《不成样子》

18年前，我接到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参与1988—1990年度的《浙江文学概观》的撰写，分配到的任务，就是评论胡尹强先生截止1990年的全部小说创作。我在那篇题为《禁锢与超越》的述评中这样结尾：他（胡尹强）是有足够的储备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我们期待着。然而，此后长江后浪推前浪，浙江小说界新人辈出，我却很少看到胡先生的小说新作。都说，一个人年少的时候适合写诗，稍有人生经验后则能写小说，而进入老年后，最合适的写作形式莫过于散文随笔。     

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鸳蝴通俗社会小说却缺乏独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海派的两性文学,从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文学,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鸳鸯蝴蝶派对都市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但两派的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海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纵观海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从京派海派之争的情绪化 ,到对于京派海派研究的冷静分析 ,到新时期以来研究的多元化色彩 ,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海派文学的态度有着一个逐渐客观化评价的过程。新时期以来 ,海派文学的研究虽然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还有一些值得深入拓展的领域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观念与技巧上有契合之处。在小说、散文、散文诗等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鲁迅与夏目漱石都存在着文学上的关联。《呐喊》与《我是猫》注重以空间叙事来完成小说结构的建构；《朝花夕拾》与《永日小品》里展示出来的是文字的“余裕”；《野草》与《梦十夜》是生命独语的展现。然而，《呐喊》空间建构上的复杂和多元、《朝花夕拾》里温暖的情感和自由率性的笔墨趣味、《野草》的凌厉和冷峻，又显示出鲁迅的独特创造。     

反思文学的力度及其局限——重读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

宗璞的《我是谁?》是当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由于小说对于“人”的呼唤和现代派创作手法的运用,曾获得文坛肯定.重新细读《我是谁?》,发现这部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并不拥有真正的“反思”价值,小说在叙事话语、悲剧性渲染和文学启蒙等方面都存在局限.     

海派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海派文学兼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性。海派文化继承了吴越文化的传统，同时又具有很鲜明的开放性与现代性，海派文学则生动如实地展现了海派文化特有的内涵；海派文本中充满了浓郁的市井传统，但其日常生活和生存空间里却透露出现代商业社会的种种痕迹；海派文学在中国文学的艺术传统中吸收了灵感和营养，但在艺术表现领域更多地开始了现代性的探索，完成了对传统文学艺术的一项重要创新。     

走出迷茫与困——《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的成长主题解析

美国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罗的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再现了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在绝境中奋起抗争，面对艰难险阻迎难而上，历经艰难的心路历程，完成了自我实现，走出了迷茫与困惑。从文学体裁上看，这是一篇典型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的共性特征在小说文本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林非先生的读书心态

林非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散文家。作为学者，他著作颇丰，已经出版了《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文学研究入门》等多部学术论著；作为散文家，他创作了《访美归来》、《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及其它》、《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等多部文学作品。     

莲开遍地,暗香浮动——王安忆小说《天香》刍议

以《长恨歌》一举赢得"海派传人"之名的王安忆,在2011年又推出了小说《天香》。在小说中,王安忆借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虚构了上海城的前世,也展现了"史前"上海的图景"浮世绘"。     

鲁迅微型小说刍议

鲁迅对我国古代小说作过深刻的研究,写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有独特的卓见,指出:“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借鉴了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溶中西艺术为一炉,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艺术瑰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把《隋志》、《旧唐书》等属于史部的杂史也归入到小说类。     

卫慧与海派文学传统

作为具有代表性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卫慧的创作表现出了与海派小说传统的明显的联系.她的代表作《上海宝贝》在对都市化"新人类"生活方式的表现以及性爱小说的特征等方面与叶灵凤、新感觉派等海派作家的小说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女性主体的性别态度以及后殖民色彩的文化心态等方面又有其自己的特点.     

《鼠疫》中伦理身份选择的认同与迷失

加缪的《鼠疫》是疾病文学叙事的典范，这部作品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小说中加缪直接对疫情的爆发到发展进行叙事描写，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直接描写疫情灾难的作品。学者从小说的象征寓意、对小说的荒诞阐释及小说对人性的反思向度对《鼠疫》进行过细致探查。本文从医学伦理学的视角出发，以医学与文学的融通为导向，分析小说中的医者及“患者”的伦理身份选择。医学需要文学的引领，文学以医学故事为蓝本，从而打通医学与文学的界限，更深入、更立体地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及他们的伦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