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辽文化探论

“松辽文化”是众多反映东北区域文化名词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松辽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 ,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 ,直至近当代 ,囊括了不同时期汉族及众多北方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多样性、多层次性 ,兼容并蓄、多神崇拜 ,以及刚健、磊落、激昂慷慨而悲壮的格调 ,洋溢着奋发向上、开拓进取、乐观大度、淳朴豪爽的精神风貌 ,等等 ,铸就了松辽文化的地域特征 ;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松辽文化对东北亚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影响 ,等等 ,决定了松辽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与中国的文化境遇

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 ,最为复杂的问题是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内涵的认定与价值判断。从内在逻辑上看 ,文化的全球化必然是一个矛盾冲突和开放的过程 :它不可能是各民族文化的趋同化 ,而是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制 ;它不可能是文化的彻底“西方化”,而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格局 ;它不是现代性的彻底断裂 ,而是现代性或现代理性精神的自我完善。它同现代化的目标并不矛盾 ,相反 ,为信息化时代更为成熟的理性文化精神奠定了基础。目前中国文化面临着各种冲突和分裂。我们应当利用全球化的机遇 ,建立一种保持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必要的张力 ,同时吸纳后现代的多元与差异性的文化要素的现代主义或理性主义文化精神。     

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培育内蒙古地区城市精神的意义

城市精神是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内客,是城市独特风貌的浓缩,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城市精神应以草原文化基本精神作为其基本内涵.内蒙古地区城市之所以要把.开拓进取、英雄乐观、自由开放和崇信重义"组成的草原文化基本精神作为其精神内涵,是因为草原文化基本精神是草原文化灵魂的集中体现,是对草原文化特征与实质的概括和凝炼.也是最能从精神层面及物质层面体现草原城市独特个性的因素.以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培育城市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引导内蒙古地区城市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能够保证内蒙古地区城市文化建设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不仅能够为内蒙古地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内在的动力,还能够凝聚内蒙古地区城市各民族的力量.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进程.     

论当代河南的精神生态

河南精神生态指的是在中原这个区域内由众多精神要素组成的动态的价值体系、文化群体历史和现实的生存状态,包括历史的发生过程、现实的发展能力、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力等。当代河南精神生态是指河南范围内的精神与文化的内涵、外延及其各要素存在、生长、发展的现实状态。当代河南精神生态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体系:一是思想观念体系,二是精神坐标体系,三是艺术人文体系。     

孔子仁学与当代文明——兼谈儒耶对话

仁学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它起始于人类普通的道德情感,并作用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因此,仁学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瑰宝,也是克服当代人类发展过程中种种弊端的重要思想资源.孔子的仁学以其开放、自由的特质确保了与不同文化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从而以一种兼容并蓄,融通和合的姿态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通过仁学,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未来和谐、共荣的景象,这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徽商精神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传承

徽州文化是历史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徽州文化又集中、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江泽民同志在视察黄山市时曾明确指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让它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徽商精神是徽州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安徽省文海英副省长在2005年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徽商论坛上把它的本质内涵概括为：眼光向外、经营在外的开放精神;     

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湖湘文化"是一个近二十年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最初比较系统的说法见于朱汉民、陈谷嘉先生的<湖湘学派源流>,随后王兴国等先生的<湖湘文化纵横谈>、王继平等先生的<湘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湖湘文化论集>(上下册)、马积高先生的<湖湘文史丛谈>、周秋光<湖湘文化宏观研究>等跟进讨论.时至今日,虽然对某些具体问题还有争议,但对这样一个名称及其内涵与外延等最基本的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湖湘文化"成了学术界公认的名词,它主要指宋代以来,形成于洞庭湖以南地区,即今湖南省区范围之内的区域性文化.它虽然毫无例外地包括雅与俗两个层次、精神与物质两个部分,但其内涵与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①     

建设性的后现代精神与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

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它既呈现出否定性向度 ,又包蕴着建设性内涵。自觉的创新意识、多元的思维风格、鲜明的生态观念是后现代思潮建设性向度的三个重要特征。新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向更深更广度拓展方面 ,离不开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精神的启示与影响。它对比较文学研究形成自己灵活有效的方法论、包容开放的观念视野 ,提倡在平等交流、对话中实现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 ,以及建构一种科技与人文和谐的文化生态观念。     

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变异,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既机智狡巧又刚悍劲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并存,而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则是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文化安全”的悖论与“软实力”的正途

在历史体验和未来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命题,将是民族国家长期应对的重大课题。对"文化安全"战略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因为最强势的文化才是最安全的文化,而强势文化是通过文化自信、开放、创新、发展的实践逻辑获得的。文化安全不只是对于本土文化现状和当下价值的保护,更是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文化安全是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断发展自身而实现的;所以,维持现状的文化安全战略,只会成为自我封闭乃至保护落后的挡箭牌。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体系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世界性的认同程度,"中国模式"最终应该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不只是弘扬传统,而是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融合;同时,不能缺少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必要环节。通过"文化立人"——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提升民族的思想质量,扩大人类的思想容量,是增强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真正目的。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的,一切"安全"和"实力"都是一个伪命题。     

研究型大学学术文化考量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研究型大学最基本的职能,也是考察大学学术文化最重要的方面。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大学的学术文化是不自觉的,而它却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基本内涵,影响着大学校园的各种思潮和理想,体现着大学的基本价值观和大学精神。培养学生的学术趣味和学术人格是大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大学面貌的影响极大。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传统文化意蕴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 发展,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 弘扬。具体说来,“一国两制”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体现了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的时 代价值,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国两制”构想及其实践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渴望、 对统一的追求,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的理想模式产生共振效应,表现了“和而不同”、容纳百川的气 概,集中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精神,让中华和合文化大放光彩;“一国两制”对一国四地全体人民福祉的 深切关照既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又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能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找到源头活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 化和民族形式的最完美的结合。     

从文化视角看老工业基地振兴

按照广义文化的定义,凡是由人创造出来并打上人的智慧印记的对象都是文化。本来工业是这种创造中最突出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应该列入文化创造范围,但也正是由于它太集中太突出的原因,以致人们在认识分类上,却把它划入了经济范围,与文化成了对举的存在。但由于工业中本来固有的文化内涵,即使人们把它与狭义文化并列,可它的发生、发展、革新与创造,也无不与文化密切相关,我们照样可以谈论“工业文化”,以及从文化角度看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到19世纪的工业社会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我们看到,工业…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借鉴推广“晋江经验”,全面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晋江经验"是从"晋江模式"蜕变而来的,集中体现了晋江人敢拼爱赢、适时应变、持续创新的精神品格,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晋江经验"的内涵及其特色是:坚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政企良性互动,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完善政府服务手段,营造优化发展环境;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突出惠民利民政策,形成和谐发展格局;坚持党建科学体系,强化核心堡垒作用。借鉴"晋江经验",就是要开拓创新,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立足优势、突显区域发展特色;就是要求政府职能在服务中不断提升;就是要保障和照顾群众的切身利益;就是要保护与传承县域发展的文化根脉。创新和完善"晋江经验"需要重视几个问题:一是产业转型与科技创新关系;二是经济发展与政府管理关系;三是城乡统筹与投入导向关系;四是提升企业文化与地区知名度关系;五是管理创新与社会价值追求关系。2011年3月初,课题组深入晋江的企业、社区开展调研活动,并召开多场研讨会,对"晋江经验"进行探索。现刊载一组"晋江经验"调研文章,以飨读者。     

嘈杂的世界,分裂的文明,女性的困境——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解读

"女性主义"一词源于法国,主张自由、平等的权利甚至妇女至上的立场。它的第一次浪潮起于19世纪后期,止于20世纪初期,以争取妇女政治权利为目标。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消除性别歧视为内涵;20世纪70年代后则以与其他各种文化理论交流对话为特点。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忍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宏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指向已由颠覆男性中心发展到诉求两性和谐,其批评主体已从对立、偏激、焦虑的情绪化进入反思、调整、发展的理性化。本栏目朱丽、李秀清、姚晓鸣、孙凌的文章都是基于女性主义的研究与探讨。它们反对二元对立,追求多元共存;摒弃分裂文明,把握和谐同生;代言"阳春白雪",关怀"下里巴人"。其中朱丽对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的发展轨迹进行探寻;李秀清从黑人女性主义的萌芽、发展出发,提出了女性主义应拓展视野、培养包容精神、构建开放性的批评体系的观点;姚晓鸣通过剖析《金色笔记》中自由女性安娜从传统二元对立到多极思维并走出精神困境的思想变化,来揭示女性视域下嘈杂的世界与分裂的文明的实质以及知识女性的政治、社会、家庭角色诉求;孙凌则以薇拉·凯瑟小说为文本,从生态审美三原则着手,探讨了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和平、富足与和谐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