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公共外交的动因及现状评析

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台湾当局"外交"博弈的需要,中国亟须获得南太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增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文化外交、华侨华人外交、援助外交等公共外交项目的开展,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本文认为,由于大国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影响,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仍显不足,应秉承"和平、合作、和谐"的外交理念,继续拓展外交空间。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     

中等强国视角下印度尼西亚的“疫苗公平”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在国际社会宣扬“疫苗公平”的理念,并以此作为卫生外交的基础。围绕“疫苗公平”,印度尼西亚呼吁国际社会重视疫苗不公平现象,同时加强与中美澳等国的双边合作,开展积极中立的卫生外交,力求在国际社会中塑造“良好国际公民”的中等强国形象。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卫生外交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国家综合实力不足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薄弱制约了卫生外交。这表明,诸如印度尼西亚这一类新兴中等强国,在综合实力与全球治理的维度上存在不匹配现象。因此,观察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既要看到中等强国扮演的桥梁角色,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     

韩国对钓鱼岛争端的认知、立场与影响

韩国虽不是钓鱼岛争端的当事国,但地缘上的临近以及中日两国对于韩国的重要意义,使韩国不得不对钓鱼岛问题保持高度的关注。从韩国政府、学界、媒体对钓鱼岛争端的认知来看,韩国秉持着"政治上恪守中立、道义上倾向中国、实际上中日皆忧"的基本态度。韩国的这一立场,与其奉行的外交路线、独岛与钓鱼岛之间的连带关系以及对中日政治发展态势的预判密切相关。由于韩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对东北亚国家间关系和地区局势都具有重要影响,力争韩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严守中立甚至于支持中国,对争取钓鱼岛博弈中的战略优势,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矿产资源安全与“一带一路”矿产资源风险应对

矿产资源对于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大,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易受到资源贸易、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经济等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矿产资源生产国,与中国资源合作进展迅速、合作潜力巨大。但存在着国内政治、法律、民族主义和大国地缘博弈等风险和挑战。对此,中国需要切实推进"一带一路"资源外交与相关国际制度、合作平台建设以及具体项目落实,通过资源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中等强国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态势日趋明显,一批实力显著、"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超越国际多边机制,就共同的利益关切加强协调、拓展合作、推动联合,在合作领域、层次、形式上组成制度化的中等强国集团。它们在改善全球治理、激发经济活力、推动体系革新方面着力重组国际规则、重构力量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中等强国的外交范围,有力地提升了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认为,对中国而言,中等强国集团化既是机遇,但也形成某种压力。中国应该加强与其的沟通和联系,在合作框架中寻找共同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挑战最小化。     

“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

在"二战"后的历史和外交实践中,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中等强国认同。澳大利亚工党在几十年中建立了"中等强国外交"传统,工党领袖们直到今天仍然在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保守党虽然没有使用"中等强国外交"来概括自己的外交路线,但正是保守党政治家首先给澳大利亚贴上了"中等强国"的标签,并对中等强国认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都认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工党形成了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多边行为偏好,而保守党则主要将与强国结盟作为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     

中国外交转型的政治考量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外生压力,中国外交的得失则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在驱动。中国外交应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实现外交转型,由陆向外交延伸至海向外交,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发展海洋周边的外交关系,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既要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思维,又要有立体、多元、跨时空的视角,转变观念,担当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