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     

生态环境、碳排放与贫困减缓——基于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厘清生态环境、碳排放与贫困减缓理论关联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利用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对生态环境变动,尤其是碳排放与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碳排放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但碳排放与西部地区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西部地区在减贫实践中应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观念,简单承接东部相关产业虽然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形成持续的内生减贫动力。如何基于科学发展引导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成,并改善贫困人口禀赋条件是西部地区持续减贫的关键。     

中国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层面、时间层面和地区层面分别考察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通过人力资本集聚、资源配置优化以及消费升级减缓了流入地贫困,劳动力流动通过收入转移和回流效应缓解了流出地贫困。从全国层面看,劳动力流动具有减贫效应;从地区层面看,中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从时间层面看,1995-2009年(第一阶段)和2010-2020年(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都发挥了减贫效应,且2010年以后的减贫效应更明显。本研究既为深入了解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时空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又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深度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决策依据。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引入兼具"财政性"和"金融性"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旨在回顾脱贫攻坚过程中其对南疆四地州已脱贫县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和医疗型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效应,探索其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工作提供有效支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已脱贫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并非呈现线性化常态,而该地区减贫效应地发挥需要跨越不同的门槛节点.其中,在抑制收入型贫困时需要跨越双重门槛,对医疗型贫困的减缓则仅需跨越单一门槛,而对教育型贫困的分散与减缓无显著的门槛特征,即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减贫效应在贫困维度结构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的匹配与调整提供参考.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减缓城镇贫困吗？

以西部民族地区为研究样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城镇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民族地区公路、铁路交通运营里程及其运营密度的提升将显著降低城镇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状况。分类型看,相比铁路交通,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带来的城镇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交通运营里程,交通运营密度提升引致的减贫效应更值得关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人口流动来推进城镇减贫,而其商品流动促进机制很可能会恶化地区的城镇贫困状况。为此,更好地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城镇减贫效应需要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通内联与成网建设,优先发展与城镇贫困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普通民众的交通可获得性。     

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基于新疆 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研究基于2001-2015年的地区级面板数据, 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 考察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 估计了教育财政支出减缓贫困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探讨了减贫过程中的门槛特征, 稳固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理念。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减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说明了教育财政支出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原因; 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作用差异显著, 存在门槛效应。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与贫困治理

本文考察了2010-201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对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部门构成与减贫效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首先,随着农业部门比重的下降,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对减贫产生积极的影响。农业发展是减贫的良好指标,但农业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将对减贫产生不利影响。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对减贫有积极影响。但地区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对于减贫的作用呈现出递减态势,其根源在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城市起到关键作用,而乡村的经济实际上较为薄弱,因此地区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贫困。第三,城乡差距与贫困率成同方向变动,说明城乡差距越大,贫困发生率越高。第四,经济发展方式对减贫有重要影响。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减贫效应的提高,而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其减贫效应是不显著的。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全国和分区域的分析

［摘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贫困发生率下降1.58%；分区域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较高的贫困减少速度，但是各区域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和减少速度存在差异，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最高，贫困群体的脆弱性明显，但其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效应比中部地区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弱。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绩效研究

基于多维贫困概念,采用效用分解模型,从社会效用的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总体绩效进行了评估;基于收入贫困概念,从普惠性"三农"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着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反贫困总体绩效显著;普惠性的农业政策和扶贫专项政策对于减缓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问题均具有显著效果,且普惠性的"三农"政策的减贫效果要优于专项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     

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假说:第一,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存在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也会影响贫困的减缓;第二,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第三,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路径在于"辐射效应"。随之本文利用2000-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集,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可能存在着"倒U"关系,即存在先抑制后改善的效应;此外,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入和第三产业发展均会增大贫困减缓效应,因此除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解决贫困问题,还应该从促进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入手,探索减贫之道。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向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渗透的背景下,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对于构建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但省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以贫困发生率为表征的农村贫困缓解,随着数字发展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出微弱的先增大后逐渐缩小的倒"U"型规律;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贫困减缓

本文采用2007-2017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市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直接促进贫困减缓,且金融渗透度对减缓农村贫困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子维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实证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实现贫困减缓;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尤其是提升金融渗透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水平,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6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双门槛特征:在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后,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减贫效应;在继续发展到越过第二门槛值后,减贫效应趋于收敛。结合我国实际,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布局、强化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引导保险和小额贷款健康发展等方面入手,推动金融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以进入加速减贫阶段。     

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差异,并对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政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的相对贫困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险、医疗报销、社会救助等政策对缓解城乡相对贫困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和农村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社保的减贫效应达到11％,而农村社保的减贫效应仅为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抑制了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发挥.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经济增长对江西省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是我国减缓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又会削弱其减贫能力,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需要具体分析。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估计出江西省农村贫困的规模,计算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通过贫困的动态分解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指数。结果发现,近年来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此影响下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不同。此外,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贫困距次之,平方贫困距最小。因此,为加强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政府的政策重心应逐步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上,并且要特别关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近期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始终存在争论。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地区增长差异的两个主要来源:增长的部门构成和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如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对减少贫困的地区间差异,以及财富分配的初始状况、基础教育水平、城乡差异、城市化水平和非收入因素等对减贫成效的诸多影响。此外,还就减贫的非均衡性和测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经济增长无疑对减贫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性质、结构,初始条件,市场效率以及政策取向等经济、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减贫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连片特困区农村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专业村模式被认为可以在连片特困区村域“产业扶贫”中加以推广。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保靖县黄金村为例,重点考察了贫困村的专业化发展过程、影响因素以及专业化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贫困村的专业化发展遵循典型的“S”型轨迹,产业传统、关键技术突破、政府推动以及能人的示范效应对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伴随专业化发展,农户的多维贫困呈下降趋势,村域经济的专业化发展对不同贫困维度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即对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住房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在信息、教育和交通贫困维度上的减贫效应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