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和“我们是谁?”——“新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深度迷茫与自性澄明

所有和认同相关的事实(fact而不是things)或家族都可以统摄到文化认同的序列。前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对其他文化(不是他者文化)的好奇或学习的现象而存在;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构成性问题而彰显并泛化;后现代社会,文化认同具象为认同危机并面临艰难抉择。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蜕变为别样的迷茫姿态。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问题不是是其所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如其所求和所求即应得的价值问题或伦理问题。区别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并进一步理解文化的伦理本质,文化认同才能从现实的深度迷茫中获得真正的伦理自觉意义上的自性澄明。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论“认同”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已经难以在当前的农村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农民在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社会行为等方面的表现,已经说明农民正在发生"认同"上的危机。本文旨在尝试将"认同"这一心理学概念引入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从而提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实现农民的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培养出新时代有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祖先崇拜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祖先崇拜在中国发展为一种兼具宗教性与伦理性的扩散性宗教,其宗教因素与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政治理念等紧密相联,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伦理体系,表现为以贵生厚德为价值取向的生命伦理观、强化秩序及认同的家族伦理观、维护制度合理性及宣导德治精神的政治伦理观,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祖先崇拜伦理观是当代社会伦理及文化的重要资源,并将在补足社会规范伦理、引导调适个体生存、完善海峡两岸关系中彰显其独特价值。     

社会怨恨及其纾解——基于道德心理学的分析

社会怨恨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大众舆论的"怨恨式批评"、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式"仇恨渲染"和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怨恨发泄"等。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原因主要是利益情境的畸变导致道德认知梗阻,人际交往焦虑、冷漠与对抗导致道德情感阻滞,"生存"与"实现"的双重压力导致道德需要压抑,价值系统的结构性断裂导致道德图式霉变。纾解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优化途径,既要凸显制度公平正义与培育主体正义美德以强化价值认同,又要塑造现代公民与构建政治文化共识以提升政治认同,还要实现利益格局合理化与利益满足更大化以增强利益认同。     

“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

周代的政制、礼法、宗庙、祭祀维系于血缘伦理，都与公羊家的“亲亲”原则相关联。“嫡长子继承法”是周人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夏商以来王权交接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王分封遵循“褒有德”，“尊勤劳”，血缘亲属优先，兼顾异姓战功。“封建亲戚”是对血缘关系的绝对信任，借助宗法力量而维护王权核心利益。周天子作为盟主并不拥有天下疆土统治权，只充当首领。柳宗元否认诸侯能倍加爱护封国之土田人口，其势力过大却挑战朝廷权威，乃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封建必将被郡县所取代。但分封制激活了地方，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繁殖，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振兴，催生贵族阶层，则也是事实。整个西周历代天子都把精力消耗在为“亲亲”确立制度体系、处理复杂血缘关系上，可依然有不断的亲亲相害，应该认真反省这种政治方式。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命”意识辨正——兼谈“五十而知天命”

"命"的话题永远不可能被否弃。人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只有通过与外界进行必要的物质交换才能使其富有生机的肉体得以持存,对待性或有所对待是人的存在的一重规定,在这个向度上"命"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同对"道"的瞩望一样,对"命"的顾念构成了人生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终极眷注。因此,问题不在于谈"命"与否,人生的境界即有不同,不在于孔孟之"道"被觉悟后,"命"是否为"道"所取消,而在于二者在孔孟的价值判断中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孔子在生死危厄关头勃发的殉道精神,可谓极其典型的道德崇高感,它是孔子持久地涵养着的日常崇高感即"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在特殊时刻受到某种"命"意识强烈刺激后极其璀璨的一闪。对死生、富贵价值和"仁"德价值的觉醒,对人生终极眷注之重心的转换,对"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信仰的觉悟,这是孔子对殷周以来根深蒂固的"命"意识之功能所以能作出富于时代变革意义之扭转的底蕴所在。     

论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关于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前人已有研究,但很少从社会特别是汉代选官制度这个角度加以研究。作者试图从汉代迷信的社会环境和特权阶层控制的仕进制度等方面,粗略探讨王充“命”论思想以及“命”与“行”分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庄子,孔子“同命”乎?!——“安之若命”与“畏天命”的内在联系

"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儒家与道家虽然分别阐释了"天命"或"命",然而这些解释都是与当时自然及社会生产力状况紧密相连,不能简单地将庄子的"命"等同于孔子的"命",亦或反之。实际上,他们在对"命"的态度与取向上有着内在联系。"畏天命"也好,"安之若命"也罢,都是重新拷问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必然。     

以“商谈伦理”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研究对象

当代哲学大师哈贝马斯提出以“商谈伦理”实现现代社会的政治认同,罗尔斯则认为公平正义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倘若抛却两位大师的理论纷争,以一种融合的视阈来重新审视商谈伦理和公平的正义,重构多元社会的政治认同——商谈伦理为公平的正义奠定并给与了持续的合法性,而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则为商谈伦理设置了效力边界,注入实质的价值内核,为防止多数的暴政限定高压线,二者便形成了一种理论的耦合,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规范的依据,并能有效地回应中国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困境。     

“个人私利的战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道德图景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市民社会"是精神发展的中介环节,既非真实的历史社会形态,亦非道德学意义上的完美社会,其本质上是"个人私利的战场"。市民社会所塑造的道德图景是分裂的"伦理上蜕化的景象",它将原本在"伦理世界"中统一起来的个体与实体分离开来,从而使得伦理生活方式"从实体出发"走向"集合并列",个体主义伦理、契约伦理与制度伦理等成为规范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建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伦理形态就是各种道德价值糅杂而成的混合体,彼此竞相为之提供道德基础而又互为犄角,这样拼接起来的现代性社会注定就只能是"一幅个体化了的冲突图景"。黑格尔的这一思维路径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伦理形态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     

“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

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题涉及两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其异文,二是如何解读其思想。这一命题既有对孔孟命论的传承,也有对儒家命论的创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命"一样,都不再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他受孟子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影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认为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命运都应当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的"立命"观是沿着孟子所开辟的方向立说的,但孟子仅着眼于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张载则要为社会大众"立命",即为民众确立命运的道德价值方向,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抉择,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先秦“命”义浅析

试图通过字形、字义分析和思想史的追踪,阐述“命”的原始意义,并由此出发梳理其在先秦时代的引申和流变,展示其丰富的思想史意义,阐明其所担当的政治正当性意涵及其所蕴涵的个体伦理使命。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期待"问题意识的革命",其要义是由精神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精神形态的追究。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分裂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现实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现实。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背景下,必须将"道德问题意识"推进为"伦理问题意识",建立"伦理—道德问题意识",达到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     

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冲突与重构

现代国家往往由多个民族构成。公民在通过政治制度建构其国家认同的同时,还要抽离出族众的身份,以文化性的姿态维系本族群中的民族认同。因此,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本身便包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属性:族众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公民对身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构,必须(1)整合文化价值与公民身份,促进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与国家制度的理性服从,将公众政治价值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内化成固有的政治信仰与心态;(2)健全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文明,实现政治价值社会化过程,确立公民对国家的政治忠诚;(3)拓展政治动员能力、社会组织能力以及公共服务能力,从而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与体系。     

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文革”语言的研究对象及其反思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文革"语言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治领域中的语言、文艺作品中的语言与日常社会中的语言。"文革"政治语境决定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文革"语言的斗争思维对人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形成了社会生活中普遍的语言暴力现象。重建友好、和谐、文明的语言环境需要破除政治社会文化中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与你死我活的仇恨心态。     

试论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

在古代汉语中,"命"有三种词义:一是命名、命令,即语言之命;二是生命;三是命运.每个人对"命"都无法逃避,从古至今,如何对待"命"始终是人一生中的重大问题.庄子对"命"有其卓越于世人的见解,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对"命"亦有深入的思考.从贾宝玉弃置语言之命、涵养生命之命、超越命运之命三个方面来分析庄子思想对贾宝玉"命"的观念的影响,从而探讨庄子思想与贾宝玉形象之间的文化源流关系.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