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人为何崇拜蟾蜍

蟾蜍崇拜与蛙崇拜在形成与发展中,经历了独特的分合过程。古蜀地区有关蟾蜍的图腾崇拜是最具代表性的。蟾蜍成为蜀王蚕丛的图腾,是原始宗教由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向图腾崇拜发展的必然结果,既受月亮和月神崇拜等原始宗教的制约,也有古蜀人使用的历法等科学进步的影响。     

论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崇拜

奥西里斯神是古埃及人崇拜的主要神明之一.对奥西里斯的崇拜,没有随着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戛然而止.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的崇拜不仅表现在伊西斯神庙的赞美诗和神庙浮雕中,而且在古典作家普拉塔克笔下形成奥西里斯神话最完整的版本,奥西里斯神甚至被认同于希腊人的塞拉皮斯神,得到托勒密王朝官方和民间不同程度的崇拜.奥西里斯神崇拜作为古埃及文明存续在希腊时期的文化标签,他的崇拜既是古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在碰撞中实现融合的结果,也是埃及文明影响希腊文明最显性的标志.     

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者崇拜

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者崇拜延续了古埃及法老崇拜的传统。同时,又与希腊化时代社会现实和宗教哲学思想发生的巨大转变密切相关。它表现出两个特点：首先,王室女性在统治者崇拜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其次,王室成员与传统的希腊或埃及神灵相结合成为统治者崇拜发展的另一趋势。作为最后一个被罗马吞并的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者崇拜对罗马的帝王崇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神灵世界向现实世界的演变——从出土文献的盟誓文书中看神灵崇拜的式微与革新

在出土文献中,古代的盟誓思想基础是神灵崇拜.从盟誓文化中产生出宗教、祷告、巫蛊等民俗.随着人类进步,神灵崇拜走向了式微,但盟誓却由神灵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即宣誓.宣誓明显地体现出盟誓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及其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影响

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模式表现为多神崇拜和末世信仰。这一模式对中国民间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中国传统宗教与中国民间多神崇拜的信仰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其信仰的对象毕竟是属于自身体系内的神灵,而中国民间宗教信奉的对象杂糅了不同宗教体系中的各种神灵。传统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末世信仰是以精神解脱为终的,而以白莲教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的末世信仰则是以反抗和推翻现实社会为终的。     

羌族释比的神旗礼仪

羌族的民间祭司释比在做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中,剪各种形状的纸旗,请神,安神位来完成他的崇拜活动。活动期间的各种礼仪和民俗有其他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最古老的原始宗教与多神的崇拜,没有精神寄托的场所,也没有文字,但有它独特的宗旨仪式和崇拜的方式方法,神旗的礼仪等等。     

人神共场:神山崇拜的界域与认同——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的特质与意义的考察

安多藏区的山神信仰有着明显的社会性和地域性,神山崇拜的阶序特征是社会实在的集体表象,具有多重认同的意义和表达。本文根据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通过一些极具代表性的"拉则"祭祀考察,从整体视野对安多藏区的山神信仰及实践进行人类学分析,以探讨人与自然、社会、神灵以及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景德镇制瓷业行业神崇拜研究

景德镇制瓷业有着各种不同的行业神崇拜活动,这些活动与当地社会的发展也密切相关。国家、制瓷工人及窑户都深入地卷入了这些行业神崇拜活动,但是这几个群体在进行同一仪式的后面,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和目的。     

畏惧与崇拜——从后溪镇土家族民间文学看白虎神崇拜

三千多年前的巴族文化并未彻底消失,而在边远地区仍有大量的遗存,白虎神崇拜观念及习俗就是其中之一。重庆酉水流域的后溪镇保留着明显的白虎神崇拜及相关习俗文化,在其民间文学中仍能寻觅到浓厚的足迹,值得我们深入地探索和研究。     

通远王崇拜:宋元时期泉州的神缘与商缘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泉州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兴盛。泉州的宗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着丰富多彩的局面,不仅外来宗教异常活跃,泉州本地的民间信仰在这一时期也非常兴盛。它们与泉州社会经济和谐繁荣密不可分。本文拟以泉州民间信仰通远王崇拜网络为例,说明宋元时期泉州神缘与商缘的和谐互动,对泉州社会经济的和谐繁荣所起的作用。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民初崞县乡村家庭的宗教信仰

民初崞县乡村家庭的宗教信仰及行为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为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神祗的敬奉。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是其经济根源;万物有灵论和灵魂轮回说是其认识论根源,宗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实用性则是其内在根源。     

弥陀净土理念:净土宗与其他重要宗派终极信仰的共同基础

净土思想是两千年来中国佛教信仰者的基本旨趣。净土宗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极乐往生和念佛往生,即以较小的心力(念诵南无阿弥陀佛)而得到极大的收获(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符合行为学的基本要求,以致阿弥陀佛成为中国佛教信徒的普遍的崇拜对象,成为包括后来禅宗在内的中国佛教重要宗派的共同的终极信仰。这从宗教学说体系构成的视角来说,也决不是偶然的。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从海神信仰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

海神信仰实际是涉海民众海洋观念的外化表现,通过分侧面地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古代主要海神信仰从人面鸟身的早期海神到四海海神、海龙王、妈祖、地方海神和专业海神的的历史传承与流变,并通过分析海神传说及相关民俗事项,可以透视出中国古代海洋观念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即源远流长的“四海”水体观念,“鱼盐商利”的海洋价值观念,敬畏与驾驭交织的海洋本体观念。总体上看,由海神信仰所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在现实和虚幻两条轨道上前行,并且随着涉海生活的深入在历史时期内越来越趋向现实,人海关系中人的力量不断增加。所以,那种认为中国古人将大海视为恐怖之地并对之深怀恐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黄粱梦：邯郸市黄粱梦镇吕仙祠及庙会的命名

邯郸市黄粱梦吕仙祠及其庙会,以吕洞宾信仰为核心,然而,民间却俗称其为“黄粱梦”。究其原因,“黄粱梦”是黄粱梦吕仙祠创建的原因,是黄粱梦吕仙祠建筑布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并衍化出神灵卢生及其信仰习俗。尽管黄粱梦吕仙祠中吕洞宾信仰占据主导,但因黄粱梦故事而建造的祠宇、形成的神灵及信仰习俗始终存在,后者甚至成为前者的特色内容。     

性功修炼与《西游记》的叙事架构

性功修炼是《西游记》的灵魂,这一灵魂支配了《西游记》的整体艺术构思尤其是《西游记》的整体情节框架:神灵对心性修炼的操纵使得神灵成为《西游记》的叙事权威,宗教考验是《西游记》叙事框架的核心动力,赎罪证果是《西游记》叙事框架的辅助动力。     

文化语境中价值观差异与语词翻译

本文从英汉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差异的角度,阐述了影响语词翻译的主要文化因素。     

从原始岩画看原始意识——由“具茨天书”的发现说开去

中原岩画的首次发现,折射出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走过的共同道路。中原岩画的早早消失,说明这些人为的敬畏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中原居民在认识人类自身的力量以后,很快把自然神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附属,中原政治是一种世俗政治;岩画集中而保存完好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人类文明时代的地平线上徘徊时间较长,自然神和宗教政治长期作为一统治思想而存在,巫术是氏族部落的稳定剂。但意识形态的发展是跳跃性的,思想一旦与先进的文明相碰撞,便如脱疆的野马,一跃从百年不变程式化思维的鸿沟上越过,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