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的四重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保护红色资源、纪念英雄人物、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率先垂范,为全党全社会做出了表率。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内涵丰富,从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四重维度彰显了他保护红色资源的浓浓之情、立法佑护英烈的绵绵之心、弘扬革命传统的拳拳之行和传承红色基因的殷殷之意。习近平红色文化情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红色资源、弘扬红色传统和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灯塔和前进航标。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本质内涵、精神价值和自觉弘扬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是无数革命先烈用血肉之躯镌刻的红色记忆。革命文化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蕴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红色基因、承载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革命文化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治党兴党的精神钙质、兴军强军的精神基石、铸魂育民的精神资源。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深刻自我革命,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做到铭记光辉史迹、传承红色基因、铸牢文化自信和赓续革命精神。     

论传习红色基因与落实立德树人的关联耦合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将红色基因传习与落实立德树人紧密结合,是驱动优质教育以及引领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力量。由此,尝试分析传习红色基因与落实立德树人在逻辑上的内在耦合关系,并构建理论教学、宣传引领、实践教育的红色基因传习落实到立德树人过程的协同路径。     

论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及其路径建构

红色基因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华儿女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旨在通过建构以青年受众情感为本体,以红色基因的情感传播活动为中心的传播范式,实现传承好红色基因的重要任务。借助情感的媒介化、情感叙事的张力释放和情感认同的内在驱动,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具有唤起红色记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强化身份认同的突出效能。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软性渗透、传播“泛情绪化”风险和情感效用工具化的现实困境。为此,应当从内容、主体、方式三个维度,实现红色基因传播“情感转向”的路径建构,强化效能、防范风险,使红色基因融入青年血脉。     

习近平“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重要论述的三重意蕴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艰辛、辉煌的奋斗历程。习近平“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用好红色资源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思想意蕴维度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的精神信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服务人民的政治本色,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忠诚于党的爱国情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从理论意蕴维度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为指导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基本方略。从实践意蕴维度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重要论述构建了发挥好新时代人才资源、保护好红色基因物态资源、弘扬好红色基因精神资源的具体路径。     

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困境的成因及其应对之策

红色文化厚积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印记、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人才之源,新时代的生力军。红色文化传递出的精神密码和价值基因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的提升、大学生良好个人品质的养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以及大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营造崇尚红色文化的社会环境、推进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以及大学生的自觉自律,使大学生群体对红色文化做到认可、认同,真知、真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永续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论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的鲜明特色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理念,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传承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红色基因传承呈现出如下鲜明特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红色基因在新时代传承的思想内涵;推进伟大革命与进行伟大斗争是红色基因传承在新时代的实践重点;锐意改革、守正创新是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的推进方略。这些鲜明特色贯穿历史、当下与未来,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红色基因的传承,又体现出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发展,也能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提供有益借鉴。     

论红色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红色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精神指向,是其主体精神,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在红色精神中都有体现,红色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行了革命性转换和升华;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中,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红色歌剧及其文化价值

红色歌剧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代表作,以可歌可泣的历史史实、富于地域化的音乐风格和波澜浩瀚的舞台艺术,再现了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民气动山河的红色精神。红色歌剧兼具马克思主义文艺作品的实践性、人民性和审美性,其精神内涵包含着开拓精神、拼搏精神、鱼水精神等,通过使用壮丽的艺术语言和再现革命年代的民族记忆,不仅使这种民族艺术形式获得了高度赞誉,更再次发挥了红色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中的文化价值。     

红色校史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育人价值与路径研究

红色校史是传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资源。红色校史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对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提升学生爱党爱国爱校情怀、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探究红色校史在高校思政育人工作中的现实困境,进而从提升教育者育人的自觉意识、增强研究开发力度、拓宽育人宣传平台、健全育人保障机制方面探索红色校史铸魂育人的实践路径。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