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系年》看康叔的始封

清华简《系年》简文“康丘”的出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康叔所封之“康”失载的缺憾.根据简文所载,成王平定商人叛乱后封康叔于“康丘”,康叔所建之国遂以“康”称之.康叔虽为卫国的始封君,但在其受封时应称“康侯”,而且直至康昭时期,“康”仍作为封国名称存在.“康丘”应位于《左传·定公四年》卫祝陀所言的“殷虚”范围内,即原商都故地.“淇卫”之地在西周早期即已成为康叔之国的领土范围,后世方正式以之为都邑,“卫”亦正式成为封国名称.     

《尚书·金縢》新探

清华简《金縢》提供了研究传世本《金縢》的新文本,清华简《系年》所载周初史事对《金縢》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些新材料澄清了周初重要史事的基本脉络。周公所言"我之弗辟"指诛杀武庚,而非三监;周公遗《鸱鸮》诗于成王未获谅解是因为周公对摄政之事只字未提;最终使成王释疑的是周公以身代武王死一事的公布;成王与周公二人最终和解,进而开创出周人的基业。     

《皇门》主旨初探

《皇门》,历来被学者认为是《逸周书》里很重要的一篇史料,但对其文章主旨的分析却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本文通过对其训诰时间、对象以及周初相关史实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皇门》篇是周公在还政于成王后,在成王即政元年告诫以"大门宗子势臣"为核心的群臣们要选贤进能"勤王国王家",襄助成王"恭明祀、敷明刑",继续为周政权的稳定和发展鞠躬尽瘁的一篇诰辞。     

周索、戎索与周初分封

“商奄之民”与殷人同为商人后裔 ,故鲁、卫“皆启以商政” ;商、周均为农业民族 ,故鲁、卫“疆以周索”。夏人处于游牧阶段 ,其生产生活方式适用于戎狄部族 ,故晋国“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齐太公望初封时也“因其俗 ,简其礼”。顺应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施政 ,是周王室为新封诸侯制定的共同原则。周初分封是周人对异姓部族邦国原住居民进行直接统治的初次尝试 ,由此引起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而上述原则是周初分封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     

古申国考辨——河南古国史研究之一

古申国《国语·周语》曰:“齐、许、申,吕由大姜。”《左传》庄公12年曰:“夫姜,太岳之后也。”《史记·齐世家》曰:“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复之际,封于吕,或于申,姓姜氐。”其说申、吕始封甚早,殊不可信。因虞夏之时国家形态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分封之事是不可实现的。可是,据《国语·周语》韦昭往曰:“申、吕四岳之后,商周之世或封于申”。此说可信。申、吕封地应在何地?目前尚有争议;一说在南阳,一说在信阳。笔者认为对周初中国封地的认识,其实质是关系到周初政     

《酒诰》周公神权法思想管窥

《周书.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神权法思想:天意政治,事鬼敬神,在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的同时,又时刻强调殷鉴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于对殷商遗民的安抚和怀柔。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道路

周初分封制奠定了诸侯国制度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导致了诸侯国政治道路的差异。鲁国作为周初分封的一种类型,其后发展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由于鲁国初封时在制度设置上体现了亲亲、礼乐的特殊性,使鲁国走上了独特的政治道路,即由“政在公室”到“政在三桓”。制度设置影响了鲁国的命运,其被挡在战国七雄的门槛之外,是历史的必然。     

权力话语与政治诗学——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中心的讨论

《周公之琴舞》组诗表达了周公对成王的训诫及成王身为"需(孺)子"对周公训诫的信任两方面内容,要达成的政治目的,一是周公摄政的地位得到尊重,西周政权得以巩固;二是成王作为天子的身份不容挑战。周公制郊祀,立明堂而产生"天子行孝,四夷和平"的政治效应,其历史业绩突出表现为"孝治",这可为理解周公所作《多士儆毖》中对于"孝"的强调提供一个思路。"琴舞"中成王所作"元纳启"部分,称"文非易帀",而传世文献《诗经·周颂·敬之》相近部分则作"命不易哉",联系先秦与汉代文献中所称的质家亲亲而兄终弟及,文家尊尊而重世子,质文相复的历史观,则"文非易帀"实际上暗含着成王对于自己作为武王嫡长子继位的合法性的申明。《周公之琴舞》充分发挥了歌诗所特有的巫术功能,并借助"琴舞"的独特功效,强化了上述政治理念。嫡长子继承制由此确立,并成为"百王不易之制"。     

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远甚于今,因而农事诗在《周颂》之中所占比例极高,且多以祈报为主要内容。缘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因此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义于其中。文章拣选《周颂》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讨论主体,并辅以《生民》一诗以明其详,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评葛志毅先生的力作《周代分封制度研究》

葛志毅先生的《周代分封制度研究》一书,是当代西周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今年初作为《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一辑的一种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这对于西周史的研究当是一件极有意义之举。西周的分封制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重要研究课题,它涉及到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的国家起源及西周的政治体制问题。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研究与争论,自秦汉至明清不绝于史,近代从学术上研究分封制而又有较大影响的首推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但他对分封制的研究尚比较粗略,只是有开拓之功。而葛先生的《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对周代分封制度的起源、性…     

屈氏起源考论

毋康蚤死,无子嗣,《离骚》之伯庸有子嗣,则毋康与伯庸无关。"熊毋康"、"无康"当作"孟康"。句亶王与伯庸无关。句亶王的封地在"江上楚蛮之地",则句亶王的封地与屈氏无关。句亶王、鄂王、越章王中之句亶、鄂、越章非为熊渠统治区域之内之地名。所谓"客卿产生于战国而不见于春秋"之说根本不能成立。楚武王子瑕是从周受屈为客卿,瑕采食之屈地就是今山西省吉县县城正北七公里处,此为屈氏起源之地。     

《金縢》篇末析疑

一、《金縢》郊祭辨清华简《周武王又(有)疾周公所自以弋(代)王之志》(下文称简本《金縢》)载成王启金縢之匮,见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说,乃云:     

试论《尚书》中的周公

《尚书》有古文与今文之分,古文尚书是晋人的伪作,今文尚书除尧典、皋陶谟、后世的作品外,其他诸篇均比较可靠。禹贡、洪范、吕刑等篇是研究殷代和周初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本文试图根据《尚书》来探索周公在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武王死时,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是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杰出的政治家,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在周王朝     

《逸周书》“伯父”“叔父”考论

在周代,尤其是西周,天子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兄长称"伯父",又要按职官礼制对于二位方伯称"伯父";既应该按家庭行辈制度对父亲的弟弟称"叔父",又要该按职官礼制对各位州伯称"叔父"。由此也可见,《逸周书.本典解》成王称周公为"伯父"是没有问题的。     

由“周公吐哺”说开去

曹操《短歌行》诗云:山不在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中周公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为了辅佐成王,将封地鲁交给儿子伯禽管理。伯禽临行前,周公以自己善待贤才之举告诫其子:"吾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惟恐失天下贤人。"意为只要有贤人求见,周公吃饭时会把嘴里的饭吐掉,洗澡时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迎接,使士子大为感动,纷纷依附效力,稳固了周初政局。     

王府文官与明初中央集权

王府文官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是朱元璋等明初诸帝,在实行"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藩王控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元璋通过对王府文官的倚重、保障其政治前途等一系列措施,在加强对王府文官有效控制的同时,也极大促动了王府文官"忠君"大于"事王"的基本政治取向的形成,并在靖难之变中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不过,由于明初藩王势力的相对过大,使王府文官系统对藩王的约束还主要停留于规谏层面,而未能形成更为完善的制衡与制约机制,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藩王势力对皇权的挑战。     

从南北风气异同论刘勰“正纬”说

刘勰对纬书的根本看法是"事以瑞圣,义非配经",即认为纬书只当作为帝王受命之符应存在于现实政治领域,而不应作为与经学相配之"内学"存在于经学诠释领域。在当时南北并立的情势下,前者反映了南北的共同风气,后者则反映了南朝不同于北朝的一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南朝内部侨姓之于吴姓的不同立场。"事以瑞圣"之圣主要不是指孔子,辨明了纬书"事以瑞圣",也就间接地证明了其"义非配经",后者才是刘勰用心所在,也是《正纬》篇得以列入"文之枢纽"的主要原因。通过思想和文学的双重否定,刘勰将纬书剥离于经学,从而保证了"文之枢纽"前三篇所建立起来的以"宗经"为中心的文学秩序的纯洁性,这是《正纬》篇的枢纽意义。这一意义是文学指向的,但并不是通过"有助文章"的肯定实现的,而是通过"无益经典"的否定实现的;这一否定性的枢纽意义不仅体现在《正纬》篇的篇名上,也体现在《序志》篇"酌乎纬"的总体判断上。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周代言谏制度与文学发展

周代建立了言谏制度,用于社会政治言论的收集与管理。天子通过各种谏言听政,各诸侯也要仿效,以便了解民情,教化民众。言谏制度中有"公卿列士献诗""史献书""百工谏"等制度性安排,政教目的十分明确。因此,进入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周初的颂美诗其实也是谏言。西周末年和东周前期的"变风""变雅",既是言谏制度的延续,也酝酿着诗歌发展的突破。春秋中叶的《鲁颂》被人视为"变颂",它的出现标志着"献诗听政"的终结。周代史官除了记载周代史实,还记录整理了《虞书》《夏书》《商书》,因为"史献书"的制度安排要求史官们履行随时向天子提供过往统治经验的职责,所以《尚书》所载都是关于帝王们政教的经验教训。春秋战国时期的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遗意。周代古文多是言谏制度下随着形势发展而出现的不同形式的谏言,其社会功用在于政教。在周代言谏制度中,庶人对朝政的"诽谤"可以通过士的渠道上达天子,成为天子补察其政的谏言;天子身边的百工也都能向天子进谏,从而使政教更加完善。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