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从乐制变迁看楚汉辞赋的造作——对“赋者古诗之流”的另一种解读

汉武帝时立乐府之制与献赋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乐制思想的象德缀淫与辞赋创作的欲讽反劝也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孔子倡导“思无邪”、反对“郑声淫”,是对乐制和诗教的要求,而从殷商的《桑林乐》到战国楚人的《好色赋》,正显示了继“郑声”而归“雅正”的思想演变。汉代乐府的内廷娱乐性质与象德缀淫思想的矛盾,辞赋创作欲讽反劝的矛盾,均在乐制的变迁中得以展示。     

内地鸾赋之体裁与记录形态

内地鸾书陆续面世,《救生船》、《起生丹》、《苦海金堤》、《拯世破迷宝诰》等载有扶鸾所得之赋篇,今谓之鸾赋。有《拟东方朔蟠桃会赋》、《东施效颦赋》、《赏春赋》、《张果老倒骑驴赋以题为韵》、《起生丹赋以"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为韵》等长篇及一般教训讽戒之作。其体裁有长篇兴寄、骚体、成相、齐言、杂言体等,用韵或严谨或随俗。鸾书并记录赋篇创作前后之人神交会之对话,如创作因缘、评语、训戒等,不乏活泼之人情事故,皆文学属性之显现。     

从“太子读本”“诸侯读本”到“天子读本”——论《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对刘彻的精神影响

刘彻"为太子闻乘名",一即位就"征乘",表明枚乘作品曾给刘彻带来特别的阅读体验。《七发》对楚太子宫闺生活的批判以及阐扬知性生活的主旨,显示出作为太子精神读本的意义。《子虚赋》为司马相如在梁府时所作,表达出劝诫藩王禁淫守职的时代要求,堪称为"率多骄淫失道"的诸侯精神读本。《上林赋》对天子校猎至壮的铺叙,对天子往而知返形象以及大一统文化中国形象的描画,诸如此类,堪称为"明天子之义"的天子精神读本。刘彻由太子时对《七发》的阅读到建元三年(前138年)前后对《子虚赋》《上林赋》的阅读,构成了由"太子读本"到"诸侯读本""天子读本"的阅读史。在初为天子的第一个六年中,刘彻遭受了以儒学建元的失败,但以不自觉方式拉开了以大赋建元的时代大幕。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元嘉赋学批评:沉寂中的渐变与拓展

元嘉时期赋学批评的材料比较有限,通过范晔《后汉书》对东汉抒情言志赋的载录情况,可以看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观念对范晔的影响。结合《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文苑传赞》等以及元嘉时期的创作实例,印证了范晔重视声律、重视藻采的审美追求及其赋体分类观念。檀道鸾认为赋颂"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则说明这一时期的赋学批评已意识到了赋体来源的多元性。     

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雄赋论中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赋用·国运:《历代赋汇》编纂与校订的文化意涵

"用"是中国文学在早期即已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赋体即因"用"而生。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文类,赋体由"赋诗"而来,又投入到"用《诗》"、"用经"的文化体认和建构的事业中去,"尚用"成为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早酝酿成熟的一个理论。从班固《两都赋序》到白居易《赋赋》均主张赋为"古诗之流",提倡借用经义"王言",重拾三代"王道"风尚,至康熙帝御定《历代赋汇》亦为彰显朝廷旨意和国家意志。《历代赋汇》即是历代赋之"能用"的大集合,是历代"王言"的大汇聚,直接关乎"国运",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具有启迪意义。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老子》文体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于《老子》的文体性质问题,学术界主要有"散文"、"诗体"、"赋体"三种看法。《老子》"散文"说是西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与《老子》文体生成演变的文化背景并不完全吻合。《老子》"诗化"色彩极为浓厚,部分章节具有"赋体"特征,《老子》与先秦诗、赋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论七体的形成和演进

七体是赋的分支 ,具有与其它赋类相区别的特点 ,其基本体制由西汉枚乘《七发》确立。七体在其流变过程中 ,招隐取代问疾成为题材上的突破 ,仕隐之辩为文人表述个人情性、价值取舍及德政标准提供了合适的途径。结构形式和语言运用上的创新也显示了作者们不囿于前人的努力     

略论历代对《文选》选赋的批评

后人批评《文选》不应将骚、七体、设论排斥于赋体之外，立名琐细，选了一些不当选之作，遗弃了一些当选之作，误将史辞或赋前文字作赋序。将一篇分为数篇。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参体同构：关于《红楼梦》中赋与赋写《红楼梦》问题

赋与小说在形态与体格上是貌似大相径庭、实则一脉相承的两种文类,二者在《红楼梦》的时代形成“参体同构”。《红楼梦》不仅援赋作入小说,秉持“远师《楚辞》而近学六朝”的赋学观念,存“隐曲之笔”;更是援引赋法入小说,以“七体”结构小说第五回,以“曲终奏雅”结构小说全篇。反过来,诸篇《红楼梦赋》又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首次以“赋”体完整组织、重写小说,以“赋法”构筑一个新的大观园世界。“赋—说”同构的文体形态分别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赋文本敷陈中得以实现。《红楼梦》与《红楼梦赋》二者的成功“互参”,是辞赋与小说试图以“赋法”同构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文体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董治安一《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西汉后期赋坛的大家。他四十三、四岁（成帝元延年间）之前，专注于铺张扬厉之赋的创作；而五十多岁（哀帝建平年间）以后，有感于大赋之“劝而不止”，“又颇似倡优”，于是“...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