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率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持续性和记忆性检验

运用ARFIMA-FIGARCH模型对我国1983年1月至2008年5月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阶矩和二阶矩都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由此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表现出双长期记忆性行为;通过构造VAR模型检验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关系。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行为和它们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     

不确定性、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之间的关联研究——基于VAR-GARCH模型的实证检验

应用VAR-GARCH模型对1990年第1季度到2011年第2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检验发现,我国目前存在着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效应,但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以及产出增长率和产出不确定性之间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表现微弱,说明当前经济形势下,经济活性较低,经济政策效应弱化,因此,应该加强经济政策操作力度和选择合适的经济政策工具。     

我国农业信贷增长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协整检验,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信贷资金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贷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业信贷资金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业经济增长则不是农业贷款增长的Granger原因.     

经济周期波动中均值水平与条件波动性的状态划分及相关性检验

我们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增长率水平和产出波动性的双区制状态变量和状态之间的马尔可夫转移过程,并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与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描述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不同区制状态中经济增长速度与条件波动性的相关性程度有所不同,体现出经济波动“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我国经济中适度增速和适度波动性的区制状态组合具有最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阶段。     

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VAR模型探索了我国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贸易结构独立于贸易水平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的效应。在长期,HO变量、产品内贸易指数IIT和出口产品集中度H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而总产出是SW指标长期原因。从短期看,出口产品集中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贸易指标在短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并没有构成任何贸易指标的短期Granger原因,说明经济增长是从长期来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动。文章还结合我国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对优化我国贸易结构提出政策建议。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及整合路径研究——基于县域层面的协整、脉冲响应及Granger因果检验

利用2001～2011年凤阳县财政支农资金及农业经济增长时间序列,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可持续的动态关系,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2450,是农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基于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经济增长两者关系在国家、省域层面与县域层面的差异性,提出若干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的路径。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收入“门限效应”检验

基于门限效应回归模型,利用中国1993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将收入增长率作为门限变量,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收入增长率位于门限值以下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显著;但是,当收入增长率位于门限值以上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经验结论表明,为了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应当将收入增长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旅游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桂林市1980年～2008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VAR模型对桂林市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旅游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旅游业发展变化的Granger原因;从长期看,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持续的双向促进效应,但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效应。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采用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既加大旅游资源开发投入力度,又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投资政策激励企业或者民间资本更多地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有效的措施促进桂林市旅游产业的发展。     

新疆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新疆1998～2010年的年度样本数据,通过ADF检验验证新疆经济增长(GDP)和旅游收入(TR)的时间序列具有一阶差分平稳性;通过协整检验,证实新疆经济增长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以及动态相关系数研究了新疆经济增长与旅游收入之间的动态相关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新疆"GDP是旅游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旅游收入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中国货币超中性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研究考察期内名义货币增长率对实际产出的短期与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在中国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货币超中性均不存在,名义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对实际产出存在确实无疑的正向影响,但与其他因素（消费、投资等等）对产出的影响而言相对较弱。     

我国近年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实证分析:1994-2004

货币供给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中充满争议的问题。本文即以M0、M1和M2来分析我国1994年1季度到2004年1季度货币供给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以考察近年来我国货币与产出的关系。考虑到GDP和货币供给量M0、M1、M2增长率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不能用普通回归分析等传统方法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协整等计量分析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现象。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M1、M2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M0与GDP之间没有表现出相关关系;货币供给量M1、M2是影响GDP变化的重要原因,M2对GDP的影响更大于M1。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1981-2003)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利用年度和季度数据,采用协整与误差纠正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年度还是季度数据来看,GDP增长率都是CPI变化率的Granger原因.而季度数据的分析进一步表明,GDP增长率对于CPI变化率的影响要滞后三个季度左右.可见,过快的经济增长会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如果要控制CPI的变化幅度,或者说要控制通货膨胀,那么对于GDP增长率的适当控制也就成为必然.由此,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以投资和出口作为核心动力的现实情况,改变以投资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势必成为今后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时序变量动态关系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基于山东省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禀赋现状,选取山东省1990～2010年样本区间经济增长与水资源消耗量的数据,构建时序变量GDP与耗水总量及各产业耗水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增长与各类耗水量在时序维度进行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修正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经济增长与工业耗水量和生活耗水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与总耗水量和农业耗水量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贵州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应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贵州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贵州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消费的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的偏离需要2年以上才能得到完全调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导致了能源消费的增加,但能源消费的增加却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分解及其应用——基于反冲模型的研究

回避新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波动成因的假设分歧,选定反冲模型这一时间序列分解方法,估计中国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以此考察中国潜在产出的决定因素以及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分析表明,潜在产出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并非引起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宏观经济短期波动态势的重要指示器。两者分别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态势,是分析宏观经济增长问题和波动问题的有用指标和重要结合点。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北京市数据的分析和检验

文章根据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理论,利用1987—2008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北京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在短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但短期内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     

住房投资的挤出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对住房是否存在过度投资,通过对我国2001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住房投资、非住房投资和总产出的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其结果表明:中国住房投资和非住房投资都可以作为总产出的领先指标;从长期协整关系看,中国经济增长受住房投资增长影响强烈,并且住房投资对非住房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回顾宏观经济的运行,认为住房投资推动通货膨胀增长的机制仍然存在,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仍将受制于住房投资的非理性增长。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1978-2006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存在由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Granger因.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的增长也是单向的能源消费的Granger因,但第二、第三产业与能源消费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还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节能政策在中国是可行的,在长期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1981～2008年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贫富差距水平对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不显著,而中国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显著,因此,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着手发展中国金融业应值得重视.     

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

选取中国1961—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各产业附加值,采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研究了碳排放、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直接影响关系,而是通过产业结构使两者发生相互影响,表明中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低排放高增长的发展目标;而从短期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直接正向影响关系,即高增长通常必然伴随高排放,但产业结构调整会使这种影响关系变得不显著,表明短期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同样能够实现低排放高增长的发展目标。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在控制碳排放规模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减排承诺目标的关键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