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透过“约哈里之窗”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转化

采访对象作为记者的工作对象,与记者之间既有矛盾,又密不可分。本文试着以“约哈里之窗”理论来解释记者与采访对象的这种关系,指出这种关系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经过一定转化过程。了解和掌握这种关系及其转变过程,可以让记者更好的把握采访中状况,提高采访成功率。     

“闯入者”：生存废墟上的诗性之花

郑小琼的诗再现了工业时代生活的原生态,呈现了资本原始积累背景下特定群体生活的艰辛、残忍与无奈,这是生存前沿的诗性表达。她裹挟着汗水和泥水贸然“闯入”诗坛。她的现实主义书写从“同城的人们”启程,也就是从自身开始启程,由此赋予她自身以最为珍贵的写作品质,赋予她的诗以更厚重的底蕴和更大的张力。郑小琼的诗的基本的外部状态是冰冷和硬度,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零度写作的独特的语词世界,与此对应的是流水线下无情的工业符号与她的机器化大生产语境中一个外乡人的精神迷失。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论钱锺书与比较文学的真精神

钱锺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坚决的反中体西用论者,具有开放的中西文化观。对于其重中西互证的文学研究也有着方法论意义上的明确认识,如他上承郑樵、章学诚为学贵通之说所提出的打通论即是重要体现。概而言之,钱锺书的研究方法无法以比较文学方法论涵盖之,但他在文学研究中突破中西、古今、文白、雅俗及学科、文体分际等诸多藩篱的出位之思,却又充分体现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的真精神。     

国家与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述评

国家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国家理论中有关国家与制度变迁的相关性的角度 ,对国家的基本特征、国家实施制度变迁的动机 ,以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问题做了分析 ,并说明了国家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从"救助"情结走向"制度公正"理性——新中国成立60年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的变迁

社会救济中包含人本主义思想、平等主义观念、生命共存价值理念、互爱互助精神等道德规范或者说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制度变革、文化传播和演变等的影响,乡村社会救济的伦理观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特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施惠的“救助”情结走向人本权利的“制度公正”理性的变迁。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

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因此如何寻找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制度结构优化性使其产生集束效应而不是相互制约，以及制度变迁的前瞻性，对解决“三农”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话语权回归与制度再造——“三农”问题的社会学之解

本文认为分割、剥夺、歧视是“三农”问题的主因,农民话语权缺失和制度缺陷是根源;根本出路在于话语权的回归和制度再造。这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农民的彻底解放。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著书不为稻粱谋——“十七年”稿酬制度的流变与作家的生存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被纳入“单位”的体制之中,他们与报刊、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为金钱写作,作家深深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中,转换叙事模式,为工农兵服务,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生产的显著特征。尽管作家的总体待遇、经济条件得到了提高,但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里,政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作家的一切待遇都可能落空。     

论“首违不罚”制度之“首违”的界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通过立法形式确立“首违不罚”制度,这是推动人性化执法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化建设的创新性举措。但由于相关立法实施时间较短,所以理论上对“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认识,实务中各执法部门适用“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标准。特别是对“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均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裁量结果差异较大。“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基础,从时间要素、首次认定、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再犯情形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认定和适用,从而促进“首违不罚”制度发挥功能作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推行柔性执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自由主义的“文化公共性”观念及其多元价值观的困境——现代“生存”本位之“文化转向”的公共哲学意义

公共性本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合理性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合主体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生存信念。公共性所具有的这一内在品格决定了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实质是“公共性价值”观念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因理性为世界的解魅所导致的“意义”与“价值”的分裂,以及“个体化社会”生存逻辑的出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多元主义观念对自由主义的理想模式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文化的人格化是“后现代社会”价值转向的实质。而强调文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引导意义的关键,是真正确立整体性生活准则及其相应的义务整体性观念。     

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的12条建议

一、明确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的功能和策略 （一）着力化解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争议”。这里的“争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事业单位职工担心改革会导致待遇降低;二是社会上对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与企业社会养老保险“双轨制”的批评。解决“争议”的基本思路包括：一是继续加快完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招录、评价制度,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制度和实践取信于社会;     

“权力-利益”之网中经营者群体利益的实现：对一个汽车配件市场经营场地变迁的分析

文章以一个汽车配件市场经营场地的变迁为案例,分析了“权力—利益”之网中经营者群体利益的实现过程及程度,指出,即便是在强势的政治权力和市场利益面前,经营者仍然可以利用政府部门和开发商集团对市场繁荣的期许和承诺,采取策略性行动,争取有利于市场繁荣的资源,促进其经营利益的实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培育出了可以与市场力量抗衡的社会权力,社会权力蕴含在经营者的熟悉关系网络和商会组织之中。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