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文明对话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

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视野中 ,比较文学不应画地为牢 ,把自己局限于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的狭窄领域 ,更不能拘囿于某一封闭的文明圈内进行研究 ,而应以跨文明研究为其焦点与核心。这种跨文明研究和以往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均奠基在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土壤之中 ,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 ,实际上是被法、美学派所忽略或有意无意地规避的问题 ,由此也造成了其研究陷入“法国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泥淖的后果。如果说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以欧美同质文化与…     

中国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丛日云教授访谈

留学精英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又存在着误读,这种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由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双重的差距造成的.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异质性及其对中西跨文化交往的影响

汉语与西方语言在语法、语音及文字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19世纪以来一些西方语言学家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汉语是一种比西方语言落后的语言.实际上,汉语与各西方语言地位平等,没有高下之分.语言的异质性是跨文化交往的障碍之一,在承认中西语言异质而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西方之间跨文化的平等交往.     

“中和”与“主体间性”——对主体之应然关系的比较阐释

“中和”是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核心范畴,铸就了中华民族乐感文化精神。“中和”作为哲学范畴,与西方现代理性的发展殊途同归,二者都强调多元主体性及其间的平等存在样态,都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交流与共在关系。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同性与共在关系,打破了西方理性史书写的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因此,中国文化自身具备的现代化质素,可以而且应该与西方文化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应然状态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近代文化的自我专注及其自觉

近代前中国人长期处于“华夏中心”的迷醉之中。华夏中心主义自身具有强大的力量,不仅使社会内部具有超稳定结构,而且同化了异族文化,长期抵御了异邦文化的入侵。近代西方崛起之后,西方奉中国为榜样的西方中国观发生了从迷恋到轻蔑的逆转,中国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亡国灭种的境域中,先进的中国人从迷梦中警醒过来,摒弃“尊夏攘夷”的陈腐观念,取向“师夷长技”,并“以俄为师”,思想上的嬗变最终促成了民族民主革命。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马丁·布伯论“东方精神”的价值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马丁·布伯运用其独特的“对话哲学”的方法 ,对东方文化进行了重新发掘和阐发。针对“西方中心主义” ,他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他认为 ,东方各民族不仅表面相似 ,而且它们拥有统一的精神内核 ,“东方”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单一精神特质。东方的“教言”具有拯救当代西方颓废文化的力量 ,西方在面对未来挑战时 ,必须与东方同行。中国道家的超越精神 ,可克服当代西方的功利主义     

“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进程的开展,西方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若干种类,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提出的形态三分法,其中把汉语定为最原始的语言。20世纪上半叶,一批中国语言学家提出汉语是一种最进步的语言,形态三分法乃是西人文化偏见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因此把中国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这个观点的提出,既和他们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更和一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它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中心”的兴起,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倒置;而是中国人利用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对自己形象和世界理想的营造。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一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中国的东方文学理应成为强势学科

近百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学优越论在我国根深蒂固。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以“中国”代“东方”、以“西方”代“世界”的“中西中心主义”;在大学课程教育中表现为许多大学不讲东方文学,使“外国文学史”变成“西方文学史”。这些都对我国的学术文化生态的平衡、对年轻一代完整健全的知识结构的养成造成了不利影响。我国学者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源丰富,研究水平很高,但只有为数寥寥的精英学者,还不能使一个学科成为具有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强势学科。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培养、如何扩大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材和队伍,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与教学教育的手段,使东方文学进一步真正落实到我国的文学教育体制中,使东方文学研究的成果为更多的人所学习、所理解、所关注,从而使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这必将有助于营造真正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对外开放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