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价值关怀与信仰危机

信仰作为一种在终极价值取向上牵导着价值创造源泉的精神机制,在现代人类价值选择冲突中,丧失了终极价值目标,出现了自身的危机.消解这种危机,理论上要科学界定好价值目标与价值标准的本质内涵,恢复信仰的终极价值关怀取向,实践中要从优化社会环境、强化个体责任两个纬度建立消解危机的现实生成环境.     

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论

社会发展的终极性价值目标是对社会发展的理性把握和价值判断,表达了发展的最终目的、意义的最高价值理念.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发展的终极性目标必然蕴含着人的价值期待和价值理想.从幸福的角度来看,幸福是每个人向往的人生目的;幸福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幸福是国家和政府实现的最高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了经济发展和人的幸福实现之间的关系,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终极价值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真正需要我们始终坚持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终极价值.这种新的解释不会像传统解释那样,既不易说清,也无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终极价值就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指认有理论与现实方面的依据.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可由健寿、富裕、和谐、自由这四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标示.有了它们,如何发展社会的问题立刻就会变得简明起来,这就是采用唯好主义的方式:怎么有利于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我们就应怎么做.     

论终极价值

终极价值就是最高价值或至善,有个人终极价值和社会终极价值之分,其理想状态应当是设法让个人终极价值与社会终极价值取得一致。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九种幸福主张的检讨,可知没有哪一种能同时成为社会终极价值。能成为社会终极价值的至善主张,唯有后来由马克思提出的能同时满足普适性、综合性、可行性和无限性这四项要求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康寿、富裕、和谐、自由,就是从这个终极价值分解出的四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或指标。这四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确立,对于改造世界、发展社会的人类实践有明显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世界的终极关怀

终极关怀是人类超越当下、追求永恒的精神渴望。以善为目标的道德,所展示的价值追求正是对自我本能的超越;道德之善可以无限逼近,却难以最终到达;道德理念内涵着追求"本质"、"始极"的维度。道德所内蕴的终极关怀特性,所显扬的是道德终极的自成目的性,不仅使道德主体因有了终极价值的前提而理直气壮,也使道德主体因体验到一种超越有限和世俗生活的意义,从而在物质利益的冲突中超越出来。     

论作为法律终极价值的幸福

法律是以人为逻辑起点,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和追求的永恒价值,理应成为法律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幸福观念的扑朔迷离与人类文明中的公共领域的萎缩和人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导致幸福缺位于现代法律价值。作为"幸福"观念的承载:正义、自由、秩序,是现代法律的三大价值,而且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但幸福的替代物之所以是替代物,在于它不可能替代幸福的本体价值功能。所以,幸福本身终极的价值意义最适合作为法律的终极价值。     

和谐社会视野下经济法的终极价值探寻

经济法的产生及发展历程暗含着经济法的终极价值即和谐价值。经济法追求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和谐,追求市场与政府的和谐。要实现和谐的终极价值,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坚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有机统一,坚持市场经济利益主体贫富差异的有机统一,坚持经济实体法与经济程序法的有机统一,坚持市场主体盈利与信誉的有机统一和坚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目标与代价的有机统一。     

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和价值对证券分析师跟踪的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证券分析师的跟踪受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和价值的影响较大,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中的行业垄断性公司以及价值高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吸引证券分析师跟踪。     

知己之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

中国文化对"交往理性"而非"认知理性"的情有独钟,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交际"之道、"交道"之道。同时,中国文化的"涉身性"的性质,便对该道的追求具体化为个体生命之间的"知己之求",而非哈贝马斯式的抽象思想之间的"共识"的追求。这种"知己之求",最初发源于中国古代侠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举里,后经孔子的"仁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推出,被升华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普遍性的生命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唐代的"诗人共同体"的出现,还是晚明的"师友独尊"的命题的彰显,实际上都可被视作这一人生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故正是在这一价值追求中,不仅为我们谱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绝如缕的真正心曲,也使"理解万岁"成为中国文化千古高奏的主旋律。     

终极价值理论形态是儒学核心价值认同的根基

任何优良的价值观念,只要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和遵守,都将会流于形式。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人类价值观念的普及和传延,从人类早期的原始禁忌、图腾崇拜、风俗习惯等,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道德、法律以及宗教规范,都经历了一个自觉不自觉的价值认同过程。当前,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命题,也是党的十七大强调的     

公司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效益

从法学角度 ,公司治理是由法律、公司章程和契约对公司各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予以规范的制度体系 ,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蕴涵着满足主体 (人 )的需要的属性 (价值 ) ,在诸多有用性里 ,分权制衡、效益与公平、平等自由与正义、安全将成为主要的方面。而效益是公司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     

孙中山的终极关怀

孙中山的终极关怀是融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之精华而形成的结晶.它集中地表现在孙中山对爱、生死、苦乐、幸福等问题的观点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孙中山的终极关怀反映了他在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现实性与可能性等人生矛盾之间的态度、抉择.     

论儒家人学终极关怀思想的当代价值

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核心的终极关怀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理想支柱。这既需要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根基,正确认识和辩证分析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人学终极关怀的当代价值,丰富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内涵的内容,为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发挥文化价值和文化根基的作用。     

论文学的人文终极关怀是其最高使命

在当代中国 ,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 ,导致多种价值观念并存 ,文学的价值观也随之出现了多元共生的局面。从历史看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文学价值观念始终是一个繁复的群体 ,具有多样性。文学价值多样性在民主平等的现代社会必须多元共处、互补。文学价值观具有层次性 ,文学的人文终极关怀是其最高使命 ,处于引导地位     

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机理

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经营的激励与监控机制、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与代理权的争夺以及公司文化治理等公司治理机制关键层面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 ,公司在其成长与发展进程中必须加强对其所有权结构合理性的审视并给予相应的调整与优化     

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终极控制权特征对股权资本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1-2007年间实施配股或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特征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之后,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越大,上市公司资本成本越高。本文最后依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机理

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经营的激励与监控机制、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与代理权的争夺 ,以及公司文化治理等公司治理机制关键层面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 ,公司在其成长与发展进程中必须加强对其所有权结构合理性的审视及相应的调整与优化     

基于托宾q的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托宾q作为描述公司价值的重要指标,不但为合理配置公司治理规模提供重要指导,而且也受公司治理结构中各种成分的影响.在以沪深300指标股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发现,公司治理规模与托宾q的关系符合对数函数规律;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只有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起到了促使企业价值向长期均衡水平复归(托宾q向长期均衡水平靠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