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入宪与我国的科技发展

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本文就私有财产入宪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落实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进行了探索。     

论知识产权入宪与财产权入宪的关系

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财产的非物质化与知识产品的财产化已经使知识产权演变为当今社会一项新的、重要的财产权利。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财产权是公民人格独立和个人自治的物质前提,是大多数国家的宪法确认和保障的核心人权。财产权入宪是知识产权入宪的逻辑前提,知识产权入宪是财产权入宪的逻辑延伸。虽然财产权入宪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必然入宪,但是,知识产权入宪实际上已构成知识社会财产权入宪的重要内涵。     

私有财产权法学论纲

私有财产权是指一切私法主体所享有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私有财产权的“私”不在于私人权利,而在于私法权利内容。一切私有财产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国有财产权也是国家私有财产权。人类财产权的历史表明,私有财产权对应的是国家权力。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核心,就是私有财产权摆脱权力的肆意侵犯。只有切实保障私有财产权,国有财产流失的局面才能获得根本性改观,普通公民的自由才能得以获得保障。个别人对《物权法(草案)》“违宪”的指责,是对私有财产权的误解或者曲解,在法学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     

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问题,直接指涉公民人权保障的核心。任何一国之公民,没有了财产权,就不可能享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即无财产抑或无财产权,便无人权。但人权与财产权又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其权利谱系内各自戒守着自己的法律边界,规范和防范着来自各种权力元素的不法侵害。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原则,承载着现世太多的压力和挑战,诸如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法定主义、一般财产权保护与救济等问题。     

论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是2004年修宪的一项重要内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与宪政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保护私有财产权加快了我国宪政建设的步伐,体现了民主自由和个人自治,明确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同时也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把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宪法只是实行法治的第一步,还存在很多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私有财产权的比较研究

私有财产权是一种财产上的私权,它是一个不同于私有制的范畴,也不是私有制社会的专利。受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私有财产权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核。在大陆法系国家其表现形式是私有财产权的理念,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表现为私人财产权的观念。就内核而言,东方国家重视其静态的一维性而强化了公有财产权的份额,西方国家则长期秉持动态的一维性而极力扩张私有财产权的数量。这一发现既证实了私有财产权在资源稀缺的人类社会文明史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又表明了私有财产权与所有制的显著区别。而且正是这一发现致使私有财产权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地位。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的财产权体制出现了相互借鉴与靠拢的趋势,并由于历史的原因体现出不同的复归路径。我国正在建构财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其基本设想是构造一个即可保障“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又能实现“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的法律制度,该发现可以为之提供相对合理的解释与支持。     

论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之方式演进

私有财产权既可能遭到来自私权利主体的侵害,也可能遭到来自公权力主体的侵害,而对私有财产权威胁最大的是公权力的扩张与滥用.因此,要重视对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保护.公法的基本功能就是要保证公权力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防止公权力被滥用,以保护公民.只有在一个公权力得到控制并能规范化运作的社会,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才能得到有效保障.没有公法限制公权力的恣意,私法对私有财产权规定得再好也难以充分实现.而公法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上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与社会发展变迁相适应,有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突出体现为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从消极保护到积极保护,从存续保护到公平补偿,从理念、原则到制度设计.     

论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优势

西方各国均在宪法中对私有财产权作了比较系统的规范,而我国现行宪法在这方面却存在诸多不足或缺陷。应当认识到,宪法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有下列诸多优势:可以更加突出国家保护的义务;可以充分体现私有财产权对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性作用;私有财产权作为一种权利体系在发生学上要早于民法;私有财产权可被提升到人权高度,因而也高于民法。以上观念有助于在宪法中对私有财产权作出较好的规范,从而发挥宪法的应有作用。     

我国物权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关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内容,确认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中的成果。2007年物权法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的物权地位,丰富和完善了与私人财产有关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做出了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及救济制度。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完善及其意义

私有财产权是保障人权、建设法治的基石,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私有财产权保障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宪法第13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明确了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私有财产权的内容及界限应当符合法律;增加了征收补偿条款,从而形成了由保障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构成的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我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现实意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忽视和侵害私有财产权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为了维护经济发展,保障公民人权得到实现,应该正确认识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现实意义。     

再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兼论知识产权私有的正当性

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使劳动成为形成财产权的核心和基础。当代许多法律和哲学评论家认为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不但给有形财产权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解释,而且也完美地解释了知识产权的合理性。但是,他们虽强调了知识产权比不动产更容易满足洛克的拨归私有的限制性条件,但他们完全忽视了拨归私有的假设前提。笔者认为,即使拨归私有的限制性的基本条件很容易满足,也不足以证明个人单独拥有知识产品的正当性,因为这与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假设相违背。     

论私有财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公、私法保护

私有财产权到底是私权还是公权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产生争议的原因在于分类标准的不同。如采用实质上的划分标准,可将私有财产权定位为私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权只是私法上的概念,只应受到私法的保护,因对私有财产权的侵害既可能来自私权利主体,也可能来自公权力主体。而对公权力主体滥用公权力侵害私有财产权的行为必须靠公法来预防、纠正与制裁。公法以将公权力纳入法治轨道为使命,确立对公权力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以此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实现。对私有财产权的私法保护和公法保护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配合且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     

我国现阶段保护私有产权合理性分析

新中国建立以来,私有财产权在我国经历了从最初被肯定到被否定到再次被肯定的过程。当然,这个变化过程是与我国的经济体制的变迁相适应的。从2004年的宪法修订案明确提出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到2007年《物权法》的通过,表明我国正在逐步确定和完善在法律上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明晰产权和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权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私有财产权观念与爱尔兰第一次土地改革

近代爱尔兰土地所有权问题牵涉三股主要力量:英格兰地主、英格兰资本家和爱尔兰佃农。爱尔兰佃农认为通过保障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能够最好的提升社会福利,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英格兰资本家主张培植一个资本化经营的租佃农场主阶层。英格兰地主坚持仍旧在爱尔兰实行大土地所有制。同时,他们用"自然财产权"的观念抵制佃农和资产家的要求,而佃农和资产家用"双重财产权"的观念驳斥它。第一次爱尔兰土地改革就是三方博弈的产物。     

财产的私有正当性——《财产权与自然资源》中“财产的私人功能”述评

关于财产和财产权的问题,一直以来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思考。Barnes在《财产权与自然资源》的“财产的私人功能”一章中对财产为什么会存在、财产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什么以及法律应当赋予财产怎样的地位等问题给予了回应,并从法律上的排他性和财产的合理性两个角度出发,全面论证了财产的私有正当性,呈现出关于财产权的独特理论架构以及清晰严谨的逻辑脉络。     

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行政法治的基点——《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述评

石佑启教授所著的《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一书于2007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宪法与行政法学的视角，运用多种方法对私有财产权的公法保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论证，对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语义与意义、价值取向、路径、方式与制度设计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论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力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两种财产权的均衡--一种宪政隐喻的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宣言彰显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的神圣入宪隐喻了宪政的理性。私有财产权与公有财产权的均衡宪制是一种“社会能量守恒定律”的宪政隐喻。这两种基本财产权的均衡态势既有静态的平衡,也有动态的衡平,并展现为“一明两暗”的对立形态和以人为目的的终极关怀。由于这种均衡态势在各国宪法中展现的侧重点不同,而成为各国形成不同的宪政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便是宪政的隐喻所在。在三种不同模式的宪法中检讨这一隐喻,为当下解构、建构和创新中国的宪政理念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从《宪法》第十三条的修改谈我国刑诉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兼论我国刑诉法的修改与完善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现行《宪法》第四修正案加强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等基本人权的保 护,《刑事诉讼法》作为《宪法》的子法及“人权保护法”,应该适应《宪法》修改的需要,在人权保护方面有更大作为。公民的私 有财产权保护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西方国家相比尚显不足。本文从比较 法的角度阐释了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在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实践,分析了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以期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助益。     

行政征收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与协调——以财产保护方式为视角

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正当性需要法律对它加以保护,行政征收权的必要性、补充性又需要法律允许对私有财产权的适当的侵犯,这使我们面临了一个两难处境。当交易成本过高,且该交易对社会整体而言为绝对公共利益(即不包含商业利益)时,应适用责任规则;当交易成本低,且为了保护私人对财产的主观价值以减少或降低反向成本时,应适用财产规则的保护方式。目前我国宜将保护重心向公民一方倾斜即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采用财产规则的方式,以防止反向成本,维护公民对法律的感情及预期。但此种倾斜性的采取财产规则似乎仍应建立在利益的权衡、取舍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