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诠释”——论西方诠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四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理解"与"诠释"的关系,揭示了西方诠释学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     

诠释学视野下的王弼易注研究

在玄学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王弼背离汉易象数易传统,自标新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文本观,并对易学诠释维度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革新,从而建立起了魏晋时期经典诠释的规范。更重要的是,王弼完成了中国传统诠释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向。     

诠释学视角中翻译标准的变迁

现代诠释学主要围绕解释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各个流派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从而使翻译研究也经历着一次次视角的转变。从对作者原意的不懈追求到考虑读者的感受,对译者主体性的张扬,之后又落实到文本分析,最为明显的转变体现在对翻译标准的影响上。以作者原意为圭臬的传统＂忠实＂、＂等值＂的翻译标准,到崇尚个性差异的多元化标准,翻译标准在一步步走向宽容、多元。     

2003:诠释学与中国

伽达默尔去世之后的2003年,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逐步进入一个理性、平实而有条不紊的新阶段。在西方诠释学原典与理论的译介与研究、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的研究、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研究以及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等四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诠释学的系统性研究、研究力量的整合以及后备研究力量的培养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2006:诠释学与中国

2006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研究规模、研究水准和研究层次等方面基本上表现为一种稳中有升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严肃性的译介与挖掘性的探索齐头并进;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不断积累;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的一些探讨亦堪推介;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主要集中于法学、诗学和教育学诸领域.     

2008:诠释学与中国

2008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在持续的推进中收获了诸多扎实而丰厚的果实: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积累性的译介和争鸣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亦颇有斩获;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仍有一些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历史学、心理学、翻译诸领域的表现较为活跃.     

2004:诠释学与中国

相对于2003年略显平实的情形,2004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更为活跃、热烈。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已有实践性的探索和具体的建构；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于美学与诗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传媒学诸领域都有新的进展和开拓。     

2007:诠释学与中国

2007年度是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此一年度适逢20世纪的德国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以此为契机,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适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标志性的成果先后面世;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高水平研究不断涌现;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方面也时有争论;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仍然于诗学和教育学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2005:诠释学与中国

2005年度国内学界的诠释学研究整体上可以说表现为一种比较平稳的态势:在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迻译与研究方面,针对性的引介与积累性的探索兼而有之;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持续推进;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探讨仍有诸多争论;诠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方面,虽然伴随着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加而存在学术含量与水准参差不齐的问题,但是依然不乏严肃性的、规范性的著述成果。     

宋代草市镇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

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宋代草市镇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者通过爬梳历史文献,注重讨论草市镇的性质;后一时期则利用量化方法,从多维度来解释草市镇及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概况。在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框架下,历史文献中杂乱无章的草市镇记载被规划在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草市镇经由点、线、面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萌芽走向了后来的繁荣。但是,单一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化叙事让研究者忽略了文献中关于草市镇更为丰富多彩的记载,这些记载除了提供经济解释所需的要素之外,也包含价值、观念、习俗、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其他方面超出经济层面的内容,它们难以定量,更需要在不同的体系中重新定性。从这个角度去看,只有改变已有的研究习惯和思维定势,未来的草市镇研究才能走得更远。     

作为政治的解释学与当代解释学之争

＂作者死了＂和＂抬头阅读＂等的提出标志着当代解释学对读者至上观念的强调已经达到极致。从城邦与哲学永恒冲突的观念出发,施特劳斯提出了＂隶属性＂的贴近阅读原则,试图达到像古典哲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这有力对抗了当代解释学对读者＂生产性＂功能的过度强调,使＂如何理解过去的文本＂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在施特劳斯看来,文本并非如当代解释学所认为的只有一种意义,而是同时包含字面意义和隐微寓意两种意义。为了保护哲人免遭迫害、为了保护政治责任和道德基础不被颠覆,过往的伟大哲人往往采取隐微的写作技艺,即向多数俗众传播无害的正统说辞,向少数智慧读者教诲无畏的真理言辞。因此,一部外传作品在施特劳斯那里绝非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一种社会交往方式。研究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和双重教诲学说,对勘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诸家的理论歧见,对于推进解释学基本问题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诠释学与修辞学

像逻辑学一样,修辞学在古代曾经是一门"显学"。但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逻辑学在科学中占据显赫位置,而修辞学则渐次失去昔日的重要性。诠释学的兴起,使得修辞学恢复了真理要求辩护者的身份。修辞学不仅谈论美,而且有益于真理的探求和善的获得。修辞学因此正在经历着一场盛况空前的复兴。科学逻辑独霸学术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修辞学在当代已从哲学的辅助性学科上升为主导性学科。     

略论儒家解释学

现代新儒学是现代中国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 ,儒家解释学是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的熊十力站在新中国的角度看待儒学 ,台湾学者罗光站在士林哲学的角度看待儒学 ,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站在现代性的角度看待儒学 ,分别提出儒家解释学中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阐释学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翻译过程中,外语知识的局限会影响翻译的质量.阐释学认为人的"前理解"是一切理解活动的前提,但由于释义者处于特定的历史传统环境中,他的"前理解"容易造成理解的偏见.必须不断地通过释义循环,以涤除偏见.释义学派所提出的理解方式--扩大认知语境;突破历史局限,与原作者达到"视界融合":不断再认识、提升理解,可以促使译者避免误译,超越有限的视界,不断完善译文.本文结合翻译教学,论述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运用阐释学理论提高翻译的质量.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形而上学

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形而上学遭到了现当代哲学的深度解构和尖锐批判。形而上学命运问题在极端的激进型后现代主义浪潮下开始朝着既坚持形而上学又变革形而上学的路向展开探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这种探讨的鲜明表现,解释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它就是要从根本上关注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和总体性问题,要阐述和创造出人类理性的最普遍的世界意义。但是,解释学的形而上学又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建立在理论理性基础上以知识本质为思路的所谓客观的形而上学,它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强调理解意义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突出理解之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意义。     

哲学诠释学与语言学的交点融合语言诠释的方法

本文拟借助哲学诠释学这一概念,把哲学诠释学应用到语言教学和研究领域,使用诠释的泛指意义,局部意义,即宏观意义,微观意义,借鉴融合多种手段方法,找出和语言学相互问的融合途径,提出可具操作性的程式,将其具体化为语言诠释的方法.语言诠释的方法,是在哲学诠释学的指导下,基于认知基础上互动的比较,借助学习者所掌握的母语优势,形成理解与翻译的语言内化模式,发展语言认知.     

诠释学与神学的对话: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贡献

基督宗教核心教义“因信称义”的神学思考在天主教与基督教长期论辩与对话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藉助于伽达默尔诠释学得到启发与观照。伽达默尔诠释学以“游戏”概念超越传统主客对立的观点,把“了解”过程视为主客交织的,可以解决天主教与基督教因着主客二分架构而来的分歧,并且重新解读信仰为一种“投入性参与”,当人忘我地投入相信时,不再是全然主观,亦非全然客观,而且是“创造性再现”。     

新历史主义与解释学

新历史主义具有一个向现代解释学开放的维度,这一点至今不为学术界所重视。新历史主义并未把自己限定在解释学的某个阶段或某个代表人物之上,而是将“上溯”的解释学所确立的历史性的基本原则和“下倾”的解释学对历史性的批判反思结合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发展出了自己解决历史性问题的“话语分析”方法体系。     

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

<圣经>的解释权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消除神学家在<圣经>解释上的偏见,从而将解释<圣经>的最高解释权利还归大众,斯宾诺莎在严厉驳斥以往流行的、敌对的<圣经>解释方式及各种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考求<圣经>真意的最准确的方法",同时又对其诸多"难处与缺点"作了深入剖析.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及理论,对之后科学地解释和批判<圣经>以及西方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