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分析的理论和实践（上）

本文编译了联合国亚太地区统计研究所的专家Ａｒｂｏｌｅｄａ（阿博莱德）女士和Ｕｄｄｉｎ（乌丁）先生在中国贫困问题国际研讨班上讲授的主要内容。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分析贫困问题的主要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贫困的三维测度观：贫困测度准则的再思考

本文力图用笔者提出的三维贫困测度观来重新考虑有关贫困水平测度的准则，其要点有：（１）为了表明贫困水平变化的三种状态，Ｓｅｎ氏贫困测度的后两个准则需要作进一步推论。（２）对有关准则在贫困测度中的功能或作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３）由于贫困者人数是直接影响贫困水平的三个基本因素之一，对贫困普遍性的关注也应该作为测度贫困的一条准则；（４）贫困人数关联准则、收入差距关联准则和弱转移准则对应了影响贫困水平的三个基本因素（贫困者人数、贫富收入差距和贫困者收入差异程度），是设计贫困水平测度指标的三个基本准则，所谓贫困的三维测度观，就是指用这三个准则来指导贫困水平的测度；（５）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有关贫困测度的准则往往只能被单独地满足。     

城镇贫困的特征演变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了1988-2013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以利用“马丁法”计算的各省历年贫困线作为贫困识别标准,发现25年间城镇地区的贫困率下降明显,尤其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的贫困率已经很低,贫困人口以选择性贫困为主,即消费不足成为我国城镇人口贫困的主要特征。家庭人口多、有未成年子女会有更大概率陷入贫困,而教育和稳定的就业则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当前我国城镇地区的贫困人口认定和救助主要以收入为标准,本文认为应充分重视贫困人口消费不足的问题,拓展专项救助的范围,同时增大对教育、卫生、住房等基本民生保障的投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过度储蓄,并特别关注贫困青少年的精神和物质消费需求。     

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

文章基于CFPS的4期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VEP法测度家庭贫困脆弱性,并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研究发现：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依次为21.52%、19.94%、17.18%和5.09%,有的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有的并非贫困家庭,但存在很高的贫困脆弱性。高波动（HV）型的贫困脆弱性发生率高于低均值（LM）型,消费波动导致较高的贫困脆弱性;而LM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均值高于HV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均值,LM型家庭多处于长期贫困的状态。由动态分解发现,贫困脆弱性的降低主要是因为脱脆效应逐年大幅降低,返脆发生率也在逐渐降低但变化程度较小。长期脆弱发生率也在不断降低,但长期处于贫困脆弱性的家庭仍占不小的比例。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基于有关贫困定义的主要英文文献,文章回顾了贫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别是对贫困的定义.评述了贫困和贫困线定义的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定义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的贫困现状以及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贫困测度指标及其评价

一、引言一般来说,研究贫困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贫困的识别;二是贫困程度测定;三是反贫困效果判定以及相应的战略选择。贫困识别问题主要指贫困的基本范畴及贫困线的合理确定,关系到贫困集合的准确界定;贫困程度的测定主要指贫困指数的定义和计算,关系到贫困程度大小的判     

亲贫困增长分析中的Shapley分解规则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本文把影响亲贫困增长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并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中,采用合作博弈理论中的Shapley分解规则证明了亲贫困增长分析中因素变动效应的完全分解过程,并用住户调查数据（1988-2007年）对中国农村和城镇的亲贫困增长状况进行了实证,在此基础上作为制定具有瞄准功效的反贫困政策的有力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灰色关联分位评价方法与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为了提升乡村振兴阶段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准确性,文章聚焦贫困的多维属性,利用灰色关联理论构建了一类新的具有动态特征的多维贫困识别方法。该方法将被测主体视为空间中的几何形状,利用几何特征对比替代传统方法中的双重临界值,降低了临界值选取对识别结果的主观影响,以分位数指标为基础实现了对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同时拓展了灰色关联评价模型,讨论了识别结果的加总与分解,建立了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分布指数与多维贫困深度指数。最后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对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城市,但是贫困分布和贫困深度差距不大,各贫困维度的贡献率在不同区域和城乡范围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反贫困瞄准：以低保为例的ROC方法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代理工具测试模型（Proxy means testing,PMT）并结合ROC曲线方法（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研究低保的反贫困瞄准问题。结果显示：城市单个贫困指数以卫生间类型、电脑拥有情况来衡量较为有效，农村单个贫困指数则以户主年龄、冰箱拥有情况来衡量较为有效。更改贫困概率门槛值会影响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贫困瞄准结果，对于一个较低的贫困概率门槛值，其对应的覆盖率（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覆盖贫困人口）和漏损率（非贫困人口被纳入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都比较高。当政策制定者把对覆盖贫困人口和排除非贫困人口的目标赋予同等权重时，城乡贫困概率门槛值约为0.5左右。当贫困率较低且使用与贫困率相同的瞄准率时，基于PMT模型的贫困瞄准较差。在贫困率给定的条件下，随着受益比率（包含率）的增加，贫困瞄准的精确性在提高。使用全覆盖所需预算的百分比下降时，覆盖率和漏损率也都呈现下降态势，贫困率逐渐上升，预算中做覆盖之用的比例上升，而预算中漏损部分的比例下降。贫困线的变动会影响覆盖率、漏损率。     

精神贫困：定义、分类与测度

一、引言 目前,大学生＂精神贫困＂问题成为各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缘于对精神贫困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存在偏差,大多数学者将精神贫困等同于物质贫困或心理健康问题,因而并没能正确、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的贫困规模之大、贫困分布之广、贫困程度之深世所罕见,贫困治理难度超乎想象。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的信念和意志与贫困作斗争,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完成了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统计测度

为全面反映居民贫困现状,需要对多个维度的贫困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多维贫困指数。对Alkire等（2008）的等权剥夺矩阵采用了非等权设计,改进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并将基于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与贫困深度的多维贫困指数统一到一个计算过程中,提高了计算效率。文章利用1997—2006三年的CHNS数据,在饮用水、收入、教育、健康保险、电器等五个维度,时中国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家庭整体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没有家庭存在5个维度的贫困;维度分解表明饮用水、收入、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     

浅析中国城市中的贫困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中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一种存在于城市之中的贫困现象。本文给出了这种城市贫困的界定及测算方法,并分析了其现状和成因,最后提出了治理城市贫困的基本对策。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主观贫困包含着大量客观贫困无法体现的信息,是客观贫困测度的一种有效补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主观贫困效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主观贫困感受的决定因素以及主、客观贫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按照CSS数据中居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将居民划定为主观贫困和非主观贫困两种状态;其次,为了更加灵活的捕捉连续变量的影响,利用所提方法对影响主观贫困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主、客观贫困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主观上的贫困感受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规模、人口结构、教育水平、资产积累、医疗支出、家庭遭遇困境事件、居住位置等因素均会显著改变主观贫困发生的概率。因而居民主观贫困的脱离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政策上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困境的能力都对提升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边境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算与空间分布——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利用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新疆南疆三地州多维贫困状况,研究了贫困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138;从多维贫困组成看,收入低、饮水困难、教育水平低、卫生条件差、少数民族汉语能力差等是核心问题,且收入贫困户几乎都是多维贫困户;从多维贫困空间分布看,克州地区最为严重,其次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形成第一贫困级,阿图什市和和田县形成第二贫困级,疏附县和墨玉县形成第三贫困级,其他各县形成第四贫困级,且边境县多维贫困状况更加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