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与陕北民歌鸟类比兴之比较

<诗经>中鸟类比兴的大量存在,使得飞鸟成为其重要意象,并穿越了先秦至明清的整个古代诗歌发展史.陕北民歌作为比兴艺术的载体,其鸟类比兴的使用,与<诗经·国风>中的古老篇章形成了遥远的呼应.     

汉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之比较

本文旨在论述汉乐府民歌的审美特色和艺术成就。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诗经》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出较，探讨了乐府民歌与《诗经》民歌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独创性及其社会文化根源，从而指出汉乐府民歌独特的艺术成就在于。把人物形象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塑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着重表现人物直面现实的浪浸精神．达到了绘形和传神，现实意义和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融合。     

论《诗经·国风》中的乐器

<诗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经典之一,包括"风"、"雅"、"颂"三类音乐形式,其中十五国"风"是各地的民间歌曲,是<诗经>中艺术性最高的部分.<诗经>中记载了29种乐器,是周代社会的常用乐器群,"国风"中提及了琴、瑟、、簧、鼓、缶、钟、鸾等8种.本文从乐器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体现在"国风"中的周代社会的音乐面貌和审美观念.     

论《诗经·国风》中的中原诗歌

《国风》是《诗经》中最具地域特色的作品,在十五国风中,至少有七个风诗的产生地在中原地区。中原风诗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生动体现了周代中原地区民众的生存状态、爱憎情感和理想愿望,为后人了解先秦时代的中原社会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在艺术上,中原风诗以其凝练含蓄的语言、生动鲜活的形式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论汉水流域民歌与《诗经》的文化传承关系

口耳相传的汉水流域民歌以其婉转的曲调、朴实的情思、贴切的比拟为人乐道.汉水流域民歌的题材、情感共鸣和艺术表达手法等方面都能从《诗经》中找到契合点.发掘汉水流域流传民歌的美学内涵,以弘扬陕南民歌特色,促进其更广泛的文化传承.     

关于《诗经·关雎》篇的雎鸠喻意问题

雎鸠本是凶猛之鸟 ,《关雎》乃是以雎鸠之求鱼以象征男子求爱的。而汉儒却视其为贞鸟 ,并释“关关雎鸠”为雌雄和鸣 ,以喻夫妻和谐。此一诠解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在雎鸠由猛禽转变为贞鸟的背后 ,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观念与民族心理变化的原因。此是由历史变迁而造成文化误读的典型范例。     

《诗经·国风》中情礼冲突之再评价

“礼”历来被认为是压抑和禁锢个性的工具 ,遭到猛烈抨击 ,而对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人们往往视而不见 ;“礼”的形成和存在 ,实际是出于对群体利益的关照 ,情礼冲突的实质是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自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性的矛盾 ,是社会的整体进步和个体利益必要舍弃之间的“二律背反”。从这一角度说 ,“礼”的价值值得再思考 ,情礼冲突的实质可以再评价。     

《诗经》中“词头”的民歌文化意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诗经>中的"词头"这一语言现象,历来有多种解释方法.<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是对<诗经>时代民歌的记录整理,具有民歌的特色,从民歌的特点出发,可以对<诗经>中的"词头"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略论《诗经·国风》曲式的构成

在杨荫浏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对《诗经·国风》中的章句结构形式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归纳出《国风》中存在的三种乐句形式,即由单句歌辞独立构成的乐句、由两句在意义上密切关联的歌辞共同构成的乐句以及由基本乐句加上一个单句歌辞构成的引子或者尾声而形成的“基本乐句＋引子／尾声”式的乐句。此外,笔者还分析了《国风》中的22种乐章形式,并试图寻找其问发展演变的线索。     

略论《诗经·国风》曲式的构成

在扬荫浏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对<诗经·国风>中的章句结构形式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归纳出<国风>中存在的三种乐句形式,即由单句歌辞独立构成的乐句、由两句在意义上密切关联的歌辞共同构成的乐句以友由基本乐句加上一个单句歌辞构成的引子或者尾声而形成的"基本乐句+引子/尾声"式的乐句.此外,笔者还分析了<国风>中的22种乐章形式,并试图寻找其间发展演变的线索.     

谈学习民歌的意义

从《诗经》到现在的《中国民歌集成》都真实地反映了许多历史故事、人物及人民的生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风格及丰富的内容,了解和学习民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形式和风格,更重要的是深含在其中的民族文化的精华,体现出一种不屈、乐观和奋发自信的民族精神,了解和学习民歌是陶冶情操,加深修养,提高文化素质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忧患人生与潇洒人生——中国古代南北方民歌之比较

以中国南北文化为背景,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南北民歌的基本内涵。北方民歌所具有的“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的冲突”、“爱情与婚姻的悖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表明它是一种“忧患人生”的歌;而南方民歌所具有“快乐第一,责任第二的观念”、“爱情第一,婚姻第二的精神”,表明它是一种“潇洒人生”的歌。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论西北民歌的信息传播功能

作为西北地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民歌直接起源于民众原始形态的情感交流和信息传播活动.悠久的历史、特殊的黄土地文化和歌咏者强烈的传情达意欲望,产生了西北民歌多层次、多效应的信息传播功能.探讨西北民歌产生的渊源、归纳其发展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丰富的信息传播内容、分析其现代信息传播的生命活力,不但可以挖掘西北民俗文化的精髓,向人们展示特殊的西北文化形象,而且有助于西北民歌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发展和创新.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歌民谣之兴盛及缘由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歌民谣是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和社会影响上都做出了突出的特殊贡献.由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大后方的民歌民谣长期无人问津,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应从当时的文学实际出发,从历史主义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文学观来予以评价.其兴盛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创作时间持续久长,作者众多作品量大;二是地域分布广,影响范围大;三是题材内容社会性强,丰富深刻;四是文学形式灵活多样,精彩纷呈.其兴盛原因主要有下述几点:一是适应抗战文学需求的文学特性,二是文学社团和机构组织的大力推动,三是理论界的强烈支持倡导,四是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创作,五是出版界的鼎力相助等.     

泸定山歌的文化张力与乡村振兴及其传承与创新

见啥唱啥，随口而唱，随性而韵的泸定山歌极具地方的色。泸定山歌极具文化张力，其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 内契，对人们的思想情感情操具有导向作用。不仅如此，在旅游产业为目标导向的发展模式中，它对当前“甘孜州大渡河流域 乡村振兴”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以山歌文化为看点的文化旅游业的兴起，可以推动藏汉人们的深入交往，加强经济文化的 互动与融合，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的和谐团结与地区的稳定发展和民族共同繁荣。然而，泸定山歌后继乏 人，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西北民歌中的“润腔”唱法

以西北民歌(主要是陕西民歌)为例,探讨了民歌中"润腔"唱法的诸多表现形态,从而展现西北民歌中"润腔"唱法的独特性,并希望从中获得一些有益于中国民族唱法的启示和经验。     

防治“非典”中的民俗事象给我们的启示

俗信是被大众广泛认可并参与的民间信仰,就其本质来说属于“生活经验的累积”。但是其中有些经验是科学的,有些经验则是非科学的。其表现,在民俗学上称为“俗信事象”。随着科学的发展,俗信中那些不科学的东西,必然地被淘汰,从而被科学的“生活常识”所代替。结合防治非典,对相关民间俗信事象进行研究,是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的审美价值

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蒙古族人民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堪称是一幅蒙古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蒙古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武装起义反抗反动派的斗争生活。本论文以作者多次到科尔沁右翼中旗进行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科尔沁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的文化渊源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审美价值。     

论客家山歌“唱与腔”的传统音乐文化意义——以铜鼓客家山歌为例

客家人在中国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客家山歌音乐各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位于赣西北的江西铜鼓客家山歌是由来自粤、闽、赣南等地不同的客家音乐元素与当地原人的音乐元素长期碰撞,经过二三百年时间的磨合,从而形成其特定的传统"唱与腔"的风格特征.音乐中的语言与发声方式、润腔组成了传统"唱与腔"的结构基础,而通过山歌音乐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与修养、自娱与表演等又共同印证了传统"唱与腔"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