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苏州《山歌》与当代《苏州歌谣》舒声韵部的比较

0、引言 01.《山歌》共10卷计383首,由明代苏州人冯梦龙辑集成书。据前人考证,冯氏从1609年就开始注意搜集了,明天启崇祯(1622—1644)年间正式出版。这是“苏州明代民歌总集”的一部分歌谣。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苏州口语语音。这个结论从编者的几条注评中可以得到证明。冯氏在《看》中对“咦”字注释云:“咦,本当作又,今姑从俗,下同。”又,《私情四句》(也是全书第一首)《笑》中,冯氏明确标出:“凡‘生’字,‘声’     

论传记文学

中国人谈到传记,首先总得提出二十四史,——特别是前四史当中的《史记》。我把这部《史记》彻头彻尾的读了,这才知道作者原来的目的,是把它作为经书的一部分,是《春秋》的扩大和发展。因此《汉书经笈志》把它列入春秋家,作为‘儒家者流’的一部书。在写作方面,它运用了所谓“互见法”,例如在刘邦的记载中,从正面看,他是一个“宽大长者”,可是从侧面看,他既不宽大,也不是长者;在项羽的记载中,从正面看,他是“僄悍猾贼”,可是从侧面看“僄悍”可能有一些,‘猾贼’却说不上。所以要认识这两人的面貌,我们还必须从其他有关篇章看,不能停留在一篇作品上。     

“太平天国史料学”三题

《太平军目》版本研究述略《太平军目》,是概括太平军组织制度的文件,颁行最早,流传较多。对此书版本的研究,始于《贼情汇纂》编者张德坚。他在该书卷四“伪军制上”,举旱军,水军示例,张氏云:“此贼初定军目式也。曾刊伪《太平军目》一册,以一军为例,全刻五百两司马,前列军帅,师帅、旅帅,后列卒长,每一卒长之下,列两司马四人,尚无东西南北之分及刚强伍长、冲锋伍座诸名色,千篇一律,满纸皆卒长、两司马字样,不知其军制者,无不开卷茫然。嗣俘得续改《军目》,眉目较前清楚,因于旱营各举二军、水营各举一军,著之于篇,以为定式,十军百军皆同,俾览者可以触类而推寻焉。”近代最早影印《太平军目》的是萧一山。他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据伦敦大英博物院藏本辑入《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封面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镌”。萧氏跋:“盖即其续改之本也。”见《非     

词义札记

嚇《庄子·秋水》:“……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耶!”四十年代,有人批评1936年版《辞海》给“嚇”立“惊恐”义不该引《庄子·秋水》“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嚇我耶”作为书证。说:“《庄子》里的‘嚇’字只有一种意义,就是‘怒其声’,也就是一个拟声字。‘嚇’就是拿这种声音来对待我,也就是以为我     

辞书编纂中的训诂问题——从《简明古汉语字典》谈起

词有概括义和具体义。训诂释义与辞书的释义有两个明显的差别。一是训诂解释的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词所显示的具体意义,而“词典”所解释的却是从词的具体义中抽象出来的概括义。如《说文·支部》“彻,通也。”段注:“按,《诗》‘彻彼桑土’,《传》曰:‘裂也’。‘彻我墙屋’,曰:‘毁也。’‘天命不彻’,曰‘道也’。‘彻我疆土’,曰:‘治     

说“盗杀”

<正> 在对春秋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评述中,有一经常为人们征行,且被视作重要论据的例证,即屡见于《春秋左传》一书中的“盗杀”或“贼杀”云云。“盗杀××”是不是就象一些同志所认定的那样,即奴隶杀死了奴汞主,反映了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我有点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求教于同好。检索《春秋左传》一书,有关“盗杀××”的记载,前后计有八处。一、鲁隐公十一年传载:“羽父使贼杀公(隐公)于(宀为)氏,立恒公。”杜预注释得很简略,以“恒杀隐篡位”一语带过。《史记·周公世家》详载此事,曰:“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臼:‘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     

“我不如陶生”与“我生不如陶”

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第一首首句“我不如陶生”,宋景定本作“我生不如陶”。纪昀说:“于义应作‘我生不如陶’。然(第)四句乃有‘生’字,则原本固‘陶生’矣。此称未免生造。”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认为。“一本作‘我生不如陶’,此后人疑‘陶生’二字不类而妄改也。……今据渊明《饮酒》诗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下     

“见义不为无勇”辨

《管晏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也被《大学语文》(华东师大本)选为教材,但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一事的解释,大都认为司马迁在此问题上对晏子持以批评态度。例如聊城师院所编《〈大学语文〉文章赏析》一书所收录的华东师大叶百丰先生《〈管晏列传〉讲析》一文中,就这样讲:“对晏婴,司马迁是这样说的:‘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用‘岂……邪’的句式,在于引起读者的思索。而文情荡漾、自然,作者对晏婴的‘见义不为无勇’是持批评态度的。”此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分析》,西北师院所编(《〈大学语文〉讲析》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读《宋诗选注》札记二则

钱钟书先生的力作之一《宋诗选注》,1989年9月出第二版,就重印而言为第六次。钱先生在《第六次重印附记》中写道:“—九八五年重印后,我又有些增改,主要在注释里。这书又将重印,而纸版损旧,得全部重排;出版社容许我有机会,把修订各处都收入书里,我很欣幸。”对于钱先生的修订工作,王水照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两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三论庄子

在《论庄子》(见196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这篇论文里,我说:“关锋同志的《庄子哲学批判》(见《哲学研究》1960年7—8期),已经对于庄子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挖透了庄子的‘底’了”。近来又作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关锋同志对于庄子的批判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庄子哲学的“底”似乎还需要再挖一下。关锋同志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有待’、‘无己’、‘无待’是庄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     

释谿阬

《尔雅·释诂》:“壑阬阬徵隍漮,虚也”.郭《注》:“壑,谿壑也.阬阬,谓阬錾也.隍,城池无水者.《方言》云:‘漮之言空也’:皆谓丘墟耳.膝徵未详”,邵晋涵《正义》:“壑者,《大雅·韩奕》云:‘实塘实壑’.《左氏襄三十年传》:‘吾公在壑谷’,《郊特牲》云:‘水归其壑’.郑《注》:‘壑犹坑也’”,郝懿行《义疏》:“《释言》云:‘隍,壑也’.郭《注》:‘城池空者为壑’.《诗》‘实塘实壑’,《释文》‘壑,城池也’.《郊特牲》云:‘水归其壑’,郑《注》:‘壑犹犺也’.是壑有二训:《郊特牲》之     

唐代琴诗的表现手法

在我国唐代,随着音乐的普遍发展,出现了许多以琴声为描写对象的诗篇。清人方扶南在《李长吉诗集批注》中说:“白香山 ‘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象这样摹写声音的“至文”,我们还可以举出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李贺的《听颖师弹琴歌》和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等。在这些诗篇里,诗人们八仙过海,各显     

论校勘与句读

一古书经过金石竹简缣纸的变迁,又因数千年之传抄翻刻,讹误漏阙,势所难免。刘向《别录》云:“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抱朴子》云:“书三写,以‘鲁’为‘鱼’,以‘帝’为‘虎’”。古书既然有因为传抄翻刻带来的错误,校勘就成为不可缺少的工作。俞樾《札迻序》啊云:“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由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俞樾指出了校勘的重要性。要想搞清古书的旨趣,必得搞清古书的句     

《吴郡志》订误三则

1 《吴郡志》卷十一《牧守》:“范传正,字西老,为苏州刺史,有殊政,进拜宣歙观察使。在刘禹锡后。”按:《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元和七年八月甲辰,宣歙观察使房式卒。丙午,以苏州刺史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六月(按当大和五年),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据卞孝萱先生《刘禹锡年谱》考证,刘禹锡为苏州刺史在大和五年十月,大和六年二月抵任。则刘禹锡为苏州刺史在范传正罢苏州刺史任后二十年。     

谈先秦儒家“修己”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谈先秦儒家“修己”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王钧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先秦儒家的“修己”思想，指出：“从孔子提出‘修己’思想，到孟子作《尽心》篇以强调‘修心’，再到苟子著《修身》篇以强调‘修心’，最后到《大学》作者以无党无偏的‘正心、修身’说综合了孟苟两家...     

鲁迅小说人物的性格四维结构

一 1929年七月鲁迅为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写了《小引》,指出小说描写主角“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姻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革命——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又说:“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     

古文教学札记

西广《晋楚城濮之战》中有这样一句:“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对“西广”一词,《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一五九页解释为:“‘西广’即‘右广’”。一般注家也大都如此解释。对这种解释,我不敢苟同。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     

何以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访问归来话“香港现象”

十月底从香港访问归来,适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全国发行。联系在香港所见所闻,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的论述(《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使我更加深了对“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的认识。何以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我想着重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令世人瞩目的“香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