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孔子美学思想片论

<正> 关于学习,孔子曾说过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话,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君子博学于文”(《雍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但这里讲的都是学习的重要性及方法问题,并不能构成有意义的认识论。孔子所关心的不是客观自然规律及其对人的影响,而是以全部热情和一生不懈的努力,孜孜于人类自身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的协调问题。因此他尽管说过那么多有关学习方面的激动人心的话,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循循善诱的导师,但由于他对人以外客观自然的无知,对超验世界的拒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使他最终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从而也就使他苦心经营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仅具刍形的“认识论?伦理学”思想框架,由于认识论事实上缺席而宣告倒塌。不过孔子毕竟认识到了以《诗》、乐为代表的艺术审美对人的生存发展、人格完善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     

初析《诗经》在古代政治思想交流中的启示作用——从《左传》中用歌《诗》奏《诗》充实和代表言语谈起

《左传》所述的时代,《诗经》与政治、外交活动密切相关。无论处理政治事务或是在外交活动中,“诗曰”或 者“诗云”随口吟出,而且很切合适用,显示了《诗经》在政治上的实用价值。本论文仅在从《左传》隐公元年 (公元前722年)至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97年的范围内,分析了20多处歌《诗》或者奏《诗》在政治上的 实用价值、作用,反映出“不读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时代特点。     

《尔雅》说略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训诂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书。书名《尔雅》,汉刘熙《释名》的解释是:“尔雅,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宋邢昺《尔雅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我们认为《尔雅》的“雅”,同于《论语·述而》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雅言”。“雅言”就是“正言”,也就是当时较为标准和通行的     

《论语》天命观辨要

<正> 《论语》一书中颇多有关天命的记叙与论述,而旦往往与哲理、政事、礼制、立身等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直至书的末章记道,“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把“知命”与孔子一向认为立身成人(而且是为君子)的重要条件“知礼”、“知言”并列,且置之首位,足见其在孔子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孔子与《周易》

春秋时代,我国文化遗产的积累已经稍为丰富,如战国人所谓“六经”、西汉人所谓“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当时都有一些传本,为士大夫们所诵习。孔子在整理、传授“六经”方面有着一定的贡献,这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不过,由于社会的变乱,尤其是秦火的浩劫,记载残缺,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究竟如何?在这方面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则古今学者颇有不同的看法,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我们今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指导下,给予孔子以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历史评价,对于这个问题——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     

孔子删修《周易》试探

《周易》是否经过孔子删修?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国学术界有所争论。我认为今本《周易》是经过孔子删修的,这与《周易》的哲学思想当有关系。现把我试探所得的提出请同志们指教。一怎见得《周易》经过孔子的删修孔子年老回鲁后,要在文化上做些工作,就是司马迁说的“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下引迁说同),那是要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凑成六部书,孔子认为是行王道的六件法宝。《诗》、《书》都经过他删定,《礼》、《乐》经过他厘定,《春秋》是拿《鲁春秋》另行改造,这五件他都     

《礼记·檀弓》的作者及其年代

<正> (一) 《檀弓》是我国儒家古籍《礼记》中重要而别具特色的一篇。从根本上说,它是阐释、说明为礼之要的著作,但其着眼点并非礼仪制度的颁定,而是通过孔门师徒礼的传习、实践中的琐节,纪事来申释礼的内蕴,体现儒家重礼、贵礼精神。在儒家看来,礼之重要不仅在于礼仪制度行式,更在于礼乃是立身之根本,心灵之归依。孔子很重礼,说“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弟子子游、子夏、曾子及其数传门徒,根据孔子重礼观念对礼更求繁细并加发挥,在实践中礼更见绵密繁博,一举一动,一顾一盼之微无不与复性节情、治国平天下有重要关系。《檀弓》便是这类纪事经崇礼儒者口笔相传、保留下来的文献之一。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评国内第一本《仪礼译注》

《仪礼》为“三礼”之一,汉代称为《礼》、《礼经》,又称《士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弟子的礼,即是此礼.但《仪礼》之名其实尚未使用,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始正式有《仪礼》之名.《仪礼》以独特的形式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分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包括从成年到死亡、从冠婚到丧祭,从交际到饮食、从聘问到朝觐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凡有可能原来生活实践中存在的风俗、仪节、规范等都有专篇,由孔子修起成书,从《春秋左传》中大量对礼仪的记叙及《论语》“不学礼,     

星月·春光·秋色──《诗经》景物描写研究之二

《诗经》是我国春秋时期百科生书式的诗歌总集，它不仅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时期我国上古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方面的重大题材内容，而且，更多的是通过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吟咏低唱，表现了当时入门细腻而又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传统诗教中，主要是受孔夫子影响，偏重于把《诗经》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读本。孔子曾反复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②这样，《诗经》成了人们在各种场合言情达意的“语录式”工具，成了衡量一个人贤愚的准绳，因而，“断章…     

孔子“《诗》可以兴”命题与先秦思维方式

<正> 一“《诗》可以兴”命题在《论语·阳货》中被列于孔子论诗价值的“兴、观、群、怨”说之首端,这表明孔子对于《诗》的“兴”功能特别地重视。传统经典对该命题中的“兴”义主要有两种,即汉孔安国的“引譬连类”与宋朱熹的“感发志意”。两注虽稍有不同,但共同处在于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明“兴”的:“引譬连类”是指借《诗》中所言来作譬喻和类比,“感发志意”也是指从《诗》中所言去感悟启发思想情志。在孔子所处时代,与《诗》同时存在的权威性著作至少还有《书》、《易》、《礼》等,为什么孔子单单言“《诗》可以兴”而不及其余?主要原因在于《诗》具有其它著作所缺乏或难以企及的形象性特点。《诗》中多有鸟兽草木之名,多有对自然景物及社会生活的     

孔子的自学成才思想初探

<正>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忠于教育事业,执教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强调自学成才,是孔子教育思想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他“作《春秋》”。“修《诗》、《书》、《礼》、《乐》”;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明确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子贡原来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后来,改变了看法:“卫公     

浅析《论语》中孔子关于文学艺术的几则论述

孔子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 ,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深思细琢这些论述 ,对进一步认识孔子的文艺思想和道德理念具有一定意义。《论语》中孔子关于文学艺术论述 ,主要有以下几则 :1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 2 ……鲤趋而过庭。曰 :学诗乎 ?对曰 :未也。曰 :不学诗 ,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季氏》) 3 子曰 :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休达 ;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奚以为 ?(《子路》) 4 颜渊问…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关于康有为《论语注》的点校问题

<正>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时《论语》的词语作了简明的训释,而且从经世致用方面,阐发了《论语》的义理,探索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思想,可谓兼汉学、宋学之长。对康氏这部书,中华书局据《万木草堂丛书》刻本,重加整理标点,于1984年出版,可谓必要而及时。这里仅就点校方面,提出笔者浅见。整理者对这部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康氏原著中的疏误之处,整理者也注意予以纠正。如《八佾篇》“子夏问巧笑倩兮”章,注(以下凡云“注”,均指康氏注)引《考工记》“画绘之事,后素功”,而误作“绘画”。《述而篇》“子所雅言”章,注引郑氏曰“读先王典法”,而误作“法典”。《子罕篇》“凤鸟不至”章,注引《礼·礼运》“河出马图”,而误作《礼器》。《子罕篇》“吾自卫反鲁”章,注引《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误作《儒林传》。《乡党篇》“齐,必有明衣”章,注引《既夕礼》“明衣裳用幕布”而误作《士丧礼》。《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二重证据法研究思想史之一例——上博简《民之父母》篇论析

本文综合运用地下材料 (上博简《民之父母》篇 )与地上材料(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这二重证据 ,对孔子有关“民之父母”的思想做了详细研究。作者围绕“民之父母”、“五至”、“三无”、“五起”等说法 ,将简本与传本一一对勘 ,找出其文字差异 ,考定其孰为合理 ,然后分析其思想意义 ,指出礼所代表的秩序原则、乐所代表的和谐原则以及作为实施两者的主体所具备的德行因素 ,构成了孔子所理解的“民之父母”的政治意涵 ,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儒家政治学的经典表述。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