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腐败与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国民党的腐败与在大陆统治的失败方正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自己丧失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机遇。靠美国对它的支持和接收日本约一百万人的物资装备，控制着全国重要城市和交通，垄断全国现代化工业，使得国民党暂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处于优势，蒋介石认为是他力量的“鼎盛时期...     

试论国民党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

地方自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规模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起自1929年国民党三大,止于1946年“制宪国大”,前后历时18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其结果却是“成功之处甚少,失败之处太多”搞得“县政一塌糊涂”。它的实行加重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怨恨情绪,加速了国民党政治、经济的崩溃,成为国民党统治在大陆迅速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国民党的反动派"到"国民党反动派"--舆论的丧失与国民党大陆统治的崩溃

从抗战胜利到国民党统治彻底崩溃的四年多时间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内战的最终爆发,伪国大的召开,民盟的被解散,人民的反内战,直到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一败涂地,社会的舆论始终关注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舆论的分析、褒贬、扬抑在客观上对大众有着导向的作用,对国民党的看法由"国民党的反动派"到"国民党反动派",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崩溃的过程和政治原因,也是在这种逐渐明朗的舆论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最终陷入孤立的地位.     

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反共内战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财政经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挽救措施，并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实行了一次以发行金圆券和强制限价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并没有得到缓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总崩溃，不仅打破了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幻想，推动他们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而且还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矛盾分化。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亡。     

国民党党营企业在大陆的衰败与落幕

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对国民党党营企业造成沉重打击,成为党营企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党营企业从根本上依附于国民党政权而存在,与国民政府的兴衰相伴如一。随着战争局势的大逆转,各党营公司被迫采取以南迁为导向的应变举措,并伴随国民政府不断地流转播迁。在急转直下的战争变局中,仅有少数党营公司历经辗转,最终得以搬迁台湾,成为日后台湾党营企业发展的基础。绝大多数党营公司,不急应变,最终滞留大陆,被接收改造为新中国的国有企业。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终覆灭,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党营企业亦幻化成历史的云烟。     

谈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的代言人,统治日益腐败。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上层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以挽救民族危亡。然而,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的失败却不是偶然的,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封建思想的禁锢、反动势力的异常强大以及资产阶级上层不敢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等等都注定了戊戌变法难逃失败的命运。     

国民党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合作运动为视角

国民党执政之后,为挽救农村经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大力推行合作运动。但现实政治需求的上升淹没了合作的初始经济动因,行政外力的全程推动致使合作呈现出强制化特征,信用合作的膨胀及社员构成的变异又促使合作社以畸形化态势发展。上述异化的发生导致合作运动背离复兴农村经济的目标,国民党整合乡村的失败结局也因此不可避免。     

政治现代化的逆动——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背后的原因"

实现政权的政治整合和制度化运行,吸收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是现代化政权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南京国民党政权违逆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趋势,既没能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又没能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的参政要求,致使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流失,且没能实现政权的政治职能分化即制度化程度极低,这些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的特点是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背后的原因".     

海内外学者关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的研究综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恢复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当时,国民党拥有美式装备的庞大军队,占据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同共产党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仅仅过了四年时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击败,狼狈地逃出大陆。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就迅速崩溃了呢?海内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把它作为国民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终极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关于李自成起义失败原因的若干问题

<正>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一六四四年正月从西安出发,挥师东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攻占北京,颠覆了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但是,起义军在北京仅仅停留了四十一天,就被迫西撤。并且,此后一蹶不振,形同崩解,终于被镇压下去。是什么原因使起义军如此“其胜也暴,其败也速”呢?对此,我曾指出,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则是起义军内在的严重的“流寇主义”。这个看法,得到了一些同志的赞同,个别同志也提出了异议。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又出现了另外一     

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是落实农民土地使用权

中国农村普遍存在政府随意征地和农地流转不畅等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的症结是土地产权不明晰,但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并非界定土地的所有权归谁,而是确保土地使用权真正落实到位。这是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的基本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改革中短期内行不通。明清时期的永佃制,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的现行经验也都表明,只要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位,所有权归属并不是最重要的。基于此,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行思路应该是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在使用权上做文章。     

东北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土地资源承载力是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指标。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土地资源承载力及人地关系现状不容乐观。东北地区农民市民化能够从根本上缓解人地关系矛盾,有利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经济效益优势,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土地生态环境。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长远和战略高度认识东北区域人地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农村城市化为动力,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以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基础,解除农民市民化的瓶颈约束;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为依托,保证农民市民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努力构建东北地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我国土地产权二次分离与土地问题的实质--土地和农民权利问题的产权制度思考

本文从我国土地所有权、控制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制度研究目前土地与农民权利问题, 揭示了农村土地的使用性质、产权性质和供求矛盾的性质及其变化。同时指出, 使用权不能保护所有权, 要保护好土地, 就必须界定谁是保护土地的主体和主体的权利。有关土地供求的矛盾, 如处理不好, 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山海关战役与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

发生在一六四四年的山海关战役,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关系重大的战役。叱咤一时的李自成农民军,从此形势逆转,一蹶不振。而崛起于东北的满族统治者,却从此长驱西进,打下了二百多年大清帝国江山的基础。这一次战役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大的影响,笔者愿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明清之际山海关的战略地位 山海关前临辽西走廊,扼通往北京的孔道,依山面海,形势十分险要。隋唐时期,称为渝关,唐大宗李世民东征高丽时曾驻跸于此。明初,大将军徐达巡视北部边防,修筑边墙(即长城),认为这里依山面海,实属战略要地,于是在这里建关设卫。山海关从此成为万里长城的第一座关隘、北方著名的军事重镇。但在明代前期,威胁明王朝的最大地方势力,仍然是退出中原后伺机卷土重来的蒙古贵族政权,所以沿长城的主要防区,是在直接受到蒙古骑兵侵扰的大同、宣府一带,山海关还只是一个侧翼。到了明代后期,在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崛起后这里就逐渐成为明朝北部防御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阵地,成为拱卫京师的门户。自1619年,建州女真部建立的后金政权,在萨尔浒战役歼灭了明军近十万人之后,不到二年时间,接连攻陷沈阳和辽阳等重镇,占据了辽河流域的全部土地,转而进攻辽西走廊,力图实现其“打开山海,通我后路,迁都内地”的战略方针。明军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若干思考——以农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在土地的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冲突中间进退失据.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流转方式、流转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上.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应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础上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的法律制度,以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毛泽东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历史考察

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针政策,并付诸实践,较好地解决了旧中国难以解决的农民土地问题,这不仅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而且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农民下楼”的行动逻辑——兼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本文以一个城镇化社区“农民下楼”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搬迁农民“下楼”的动因以及隐藏在此现象之下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上楼”的失利农民,乡土空间的经济补偿与社会吸纳构成了他们“下楼”的直接社会经济动因;对于“上楼”的非失利和“得利”农民,村中“陋室”演变成他们维持家庭继替结构、权力结构与财产结构稳定和延续的地缘空间,田间地头的劳作则是其重建社会联结与对抗“本体性脆弱”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现实场域。理解和尊重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数量的增加,土地被流转、强制流转、农民利益流失、权益受损情况屡有发生。本文认为,在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当前利益和远期利益受到侵害。主观上,农民维权能力不强,无法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客观上,基层组织的强势地位以及不当干预导致了农民利益流失。在此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给予农民完整承包权、建立保护农民长期利益的补偿机制等相应对策。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视角下的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析

城镇化进程推动土地市价急剧上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经济价值愈加凸显.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关键在于切实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并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我们深入研究在政府征地、承包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三种土地财产权益实现途径中所存在的征地补偿金不足、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等制度障碍问题,分析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所具备的有利条件,进而提出保障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     

西路军与西安事变——兼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随着对西路军研究的深入,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在河西走廊滞留时间过长。而滞留时间过长的原因又是其任务的变幻不定所致:西路军在正式命名前,先是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计划流产后,又奉命西进,并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西安事变爆发后,曾一度奉命东返,以策应西安事变;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奉命西进,占领甘、肃二州,并以一部占领安西;其后,中央又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变化,一度命令西路军东近凉州。西路军之战略方向和任务的变化至少有六次之多,其中至少有四次与西安事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此可知,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失败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西路军对西安事变也起了重要的策应作用。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