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比较

明清海洋移民移居台湾岛和菲律宾，宗族组织也被移植到移居地。台湾既有大宗族组织，也有小宗族组织；菲律宾只有宗亲会而没有小宗族组织。这是因为台湾自晚清以后经过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而菲律宾没有经过这种转变。这种情形反映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内和国外宗族发展的不同趋势。     

定光佛信仰与台湾福客关系

定光佛是闽西的地域神明,它随汀州客播迁到台湾。在台湾的早期开发过程中,定光佛扮演着汀州客心灵上庇护与安定的重要角色,对汀州客的凝聚和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汀州客与福佬人的互动与融合过程中,定光佛信仰也逐渐出现融合现象,定光佛与福佬人的祖籍神并祀,共享香火和祭祀活动。这种既继承又所改变的双重发展道路,是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不同族群相互交融的必然结果。     

三峡远迁移民的消极社会心态研究——以皖南凤凰新村为例

非自愿移民的社会心态影响着他们在安置点的社会适应能力。基于皖南凤凰新村的调查发现，三峡远迁移民在安置地仍存在一定的消极社会心态，具体表现为“异乡人”的边际心态、“失乡人”的失根心态和“特殊公民”的补偿心态。移民的消极社会心态受到自身社会调适能力有限、当地居民排斥、基层政府情感治理不足、移民后续扶持政策不完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后续需要从增强移民的适应能力、扩大移民和当地居民社会、改进基层政府工作方法、提高后期扶持政策力度等方面来塑造移民积极的社会心态。     

清代台湾寺庙的特殊社会功用──台湾清代寺庙碑文研究之一

清代台湾寺庙具有不同于内陆的特殊的社会功用，即移民的自治中心、官府发布示谕的场所、戍台士兵的公馆。随着台湾社会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寺庙功用的特殊性也逐渐消失。     

清代台湾与四川移民家族发展比较

清代台湾与四川均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 ,但由于政府对两地移民政策的不同 ,导致两地移民社会发展形态呈现一定差异。在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中的闽粤家族发展即是例证。台湾家族发展较慢 ,基本上以先地缘后家族模式发展。四川家族发展颇快 ,基本上是地缘与家族组织同步发展。但互利性的合同式家族是两地移民家族发展的共同特征 ,移民社会的家族发展与故土均发生过密切联系。     

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演戏探析

演戏是传统社会民间主要娱乐方式。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演戏,不仅是为了耳目之乐,而且承担了广泛的社会功能。演戏成为人神沟通及密切各移民群体内部关系的工具,在台湾社会变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台湾演戏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略论清代台湾社会的失调与控制

清代移民社会的失调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如“反”与“乱”,赌博成风 ,以及吸食鸦片的盛行等。但是 ,台湾移民社会同时又产生极强的自制力 ,这种自制力主要表现在祭祀圈的形成 ;建立社区的自治中心—庙宇 ;防御圈的建立。通过以上的社会控制 ,保障了台湾移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水库建设对移民社会资本影响及其重构路径

社会资本是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一种重要资本形式.水库建设减少了水库移民各种形式资本的存量,瓦解了水库移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减少了移民群体中精英人物的产生,移民与安置地居民之间普遍存有信任危机.水库移民社会资本重构可采取以下途径:适当采用一定规模的集中安置方式、提高水库移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政府在移民互助组织重建中的责任和增强移民同安置地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异质性社区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认同——北京沙村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北京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基于本土居民适应的视角,讨论分析了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在共居状态下日常交往的内容与层次,并进一步阐述了外来移民对本土居民的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区认同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在客观层面还是主观认同上,"社会距离"真实地存在于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社会交往中;同时,由于与外来移民打交道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本土居民之间的互动和社区参与受到制约,邻里社会资本这类传统的社会连接纽带遭到破坏,本土居民的社区认同与归属感降低,社区整合与秩序受到了挑战。     

《白鹿洞学规》精神与台湾书院的具体实践

台湾书院的儒学精神承继自鳌峰书院，也与来台担任地方官的朱子学者密切相关，通过对台湾书院学规文献及各府县通志、人物传记的综合归纳探讨，可追溯儒学从闽地到台湾的重要轨迹。来台地方官宣扬朱子《白鹿洞学规》笃行精神，诠释读书人之应守与应为，期待学子提高道德标准，注重实践，期以改变此移民岛屿民风；而台湾书院士人在获取功名后，身体力行地将朱子学精神发挥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在经世致用中表达了对《白鹿洞学规》精神的诠释。     

入湘三峡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探析

在三峡移民工程中,移民的安置处境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基于对湖南多个地区三峡移民居住地的持续调查,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分析移民和当地居民间存在的矛盾及其文化成因。移民和当地居民间经济文化、语言文化和心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他们的社会角色认知及定位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导致的文化矛盾最终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有效促进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是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阐明了文化融合的重要性和意义之后,分析了其实施的可行性。最后,在实地调查的例证基础上,提出促进文化融合的几点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和对策。     

清代客家移民与台湾社会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台湾也是一个移民社会.在早期移民中,客家人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族群,不仅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清代台湾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并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

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相当普遍,台湾地方官员对此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闽省官员和巡台御史曾对其进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科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台湾这一边陲地区人口的文化结构.有的科举移民及其后裔还参与台湾的土地开发和文教设施建设,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中作出贡献.清代前期台湾的科举移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海峡两岸人民之间除了地缘、血缘的关系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老年移民社会融入的路径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中的老年移民受限于自身的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甚至语言沟通能力等因素，其在安置地的社会融入相对其他类型移民面临着更多的困境和挑战。从社会融入维度出发，面向贵州省十三个民族地区移民地开展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来了解老年移民社会融入的现实表现，分析其面临的实际困境及影响其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老年移民社会融入的具体路径。从宏观层面来看，有效的政策帮扶是老年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保障；从中观层面来看，社会协同是老年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必要条件；从微观层面来看，自我融入是老年移民实现社会融入的必然抉择。     

那些被国人扎堆的海外国家

据了解，目前海外置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它们分别为投资地产、移民地产、留学地产以及旅游地产。在不同的置业主题下，购房者在选择国家上也存着差异。如在投资地产中，澳大利亚、美国、西班牙、马来西亚、日本及台湾受到了众多置业者的青睐；而在移民地产中，     

四川石湾话和湖南温塘话声调比较──一种方言从原籍到移民地后的演变轨迹

本文研究四川营山县境内的湖南安化腔声调的现状，并把它和其祖籍方言的声调 作了对比，找出了从祖籍的六个声调到移民地方言的四个声调的演变轨迹，力图反映一种方 言从封闭系统走向开放系统后的发展变化情况。     

移民社区的多元文化冲突与和谐 ———北京市望京“韩国城”研究

文章考察了过去10年来聚居在北京特别是在号称“韩国城”的望京社区的韩国人同当地居民之间各种关系的形成问题。移民在适应移居地社会的过程中，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广泛的互动，这种交往与互动的结果使城市社会各主体面临着异文化的冲击。文化差异带来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使迁移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发生冲突和摩擦，从而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城市的社会秩序。     

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

有关移民和移民社会问题 ,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以台湾移民社会为基点 ,与若干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 ,移民的定义、动因、类型、特点以及移民社会的社会结构、内外关系、转型等均有其特定的内涵。     

全球化视野下城市居民对于外籍移民的态度——基于上海、首尔、东京的比较研究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商品、资本和外籍移民的流入成为国际大城市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这些城市成为"全球化城市"的进程中,当地居民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以及对待外籍移民的态度成为影响其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是国际移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议题。本研究基于2008年东亚社会调查(EASS)数据,总结了上海、首尔以及东京外籍移民的构成状况,描述了当地居民对于全球化的具体态度,并分析了影响其态度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上述三个城市的居民在全球化认识上存在着诸多共性与区别,而居民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会直接影响其对于外籍移民的相应态度。     

台共纲领焦点问题评说：“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大陆汉人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