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判文残卷看唐代判文体的发展

敦煌文献中三部比较完整的唐人案判残卷制作的时期、制作者的地位身份都不相同,仔细梳理,可以看到唐代判文的发展和文体功能从多重到单一的演变。     

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论李林甫专权期间的御史活动及文学生态——唐代御史与文学研究之三

李林甫严酷迫害谏官、御史,既使宪司重地遭到毁灭性打击、又诱发了被政治异化的阴森恐怖的文化空气。这对盛唐文学生态影响甚大：多位作家被杀,使盛唐文学少了一批创作的主力军;专权政治使正直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呈现出集体怔忡症。盛唐前期的明媚诗风几乎音沉响绝,痛苦、无奈的悲苦之音应运而生;众多文人流落不偶,士人对盛世的期待变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诗歌正视现实的趋势迅速扩大,逐渐成为天宝诗坛的主导风格。黑暗腐败的朝政,激起文人内心的愤懑,他们将一切生活中的失意、悲愤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倒成全了一代文学。李林甫专权不仅仅是政治活动,足以构成一次文学史事件。     

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

在唐代,由于书判是朝廷科举铨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判文的创作颇受朝廷、士人的重视,朝野文士皆习判词.加之唐代士人对判文写作能力重视的社会风尚,促成了唐判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直接促成了判文本身的成熟和兴盛.     

判文与小说

判文由来已久,先秦断狱之词为其始,于唐大盛,成为兼文学性与实用性、融"立功"立言"于一体的特殊文体。从形式结构、主题及其题材的选用等方面影响后世小说的创作,另外判文的真实性、时事性、肯定性以及教谕性对小说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综观唐以后小说对判文的继承与发展,它呈现出由单纯形式结构的因袭到主题、题材的继承和发展、由形似到神似、由实用性到娱乐性渐变的趋势。     

浅析韩愈解体文文体

解体文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文人却甚少使用这种文体。直到韩愈的《进学解》《获麟解》等出现后,解体文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解体在中国文体史上才开始拥有一定的地位。韩愈在承袭前人解体文宾主对答写作模式的基础上,将解体文中设定问题的对象由第三人变为作者本身。同时,韩愈将儒家学说严密的逻辑结构沿用到解体文的创作之中。韩愈通过使用解体撰文,隐晦地表达了其复兴秦汉古文传统的愿望。     

论唐代骈文文体观的变化

虽然唐代骈文在作者和作品数量上远超古文,但传统的文体正宗地位逐渐颠覆,走上向专门性应用文体转变的道路。在唐代骈文、古文盛衰消长的表象之下,骈偶文体的地位客观上在一路走低。如果说唐代骈文在创作上呈现时高时低的波浪线,而骈文文体在唐人心目中的总体价值则大致呈现为一种单纯的下滑线。     

试论唐代科举判文题目的性质与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一向以杜佑的"始取州县案牍疑义",后由于选人太多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和"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作为唐代科判题目发展的定论,好像出题本身无关乎现实,尤其是中后期。笔者经梳理发现,科判判题的种类数量不仅与唐代社会的发展建设联系密切,而且有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鲜明目的,是唐代几个阶段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的一种文化反映。     

从《甲乙判》看唐代判词的语言特点

我国唐代判词的文体特征明显受到当时文学形式的影响,形成了判词结构清晰、分析透彻、长于讲理的风格。本文以白居易《甲乙判》为例,分析了唐代判词在语言方面的特点。     

从书判看唐代的损害赔偿制度

今存的唐代判文中,有许多与当时科举制度有关的模拟判文,保留有唐代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内容。这些书判虽然不是实判,但许多判文所述事实均为日常所见,所作判词也基本与唐律规则基本一致,由此可从一个侧面认识唐代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和实施情况,从而更为全面了解唐人的法律思想和司法观念。     

从律令到判：唐代天文政策试论

以《唐律》为标志,唐代对天文玄象实行严格控制与禁止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在前期,中央政令由于制度力量的保证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而禁止＂私习天文＂、＂禁藏天文图谶＂的政策在民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这在现存唐人的诸多判文如《家僮视天判》中有生动体现。但是,随着太史局（司天台）的独立及天文机构的扩大,官方天文官员在安史战乱的冲击下出现了欠缺之势,朝廷迫不得已放宽了对天文玄象的控制,乃至向民间征召天文历算人员,这使得唐代的天文政策呈现出很大的弹性和灵活特征。在这种情势下,与天文历算之学的长足发展相适应,唐代社会中盛行着较为浓厚的星占风气。     

论南朝拟公文体俳谐文

南北朝时期,一些南朝文人模拟公文形式创作了许多俳谐文。这些俳谐文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可以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体的发展变化、文人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找到其原因。从创作目的上看,其中有的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有的纯为解颐之资,但在有意无意间也反映出现实的内容。在艺术风格和创作技巧上,它们独具特色,而又与当时整个文坛的风气有一致之处。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

唐代以前以及唐初的赦文,其功能在于司法。在武则天时期所颁布的赦文中开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使得唐代赦文在司法功能外,又增加了立法的功能。这个变化是在武则天走向权力颠峰的背景下出现的。赦文的立法功能此后一直延续,构成了唐代赦文的突出特点。     

从孝亲相关拟判看唐代司法过程中的观念冲突

维护孝伦理、惩罚不孝是唐律中的重要原则,但在具体司法过程中,围绕这一原则的实施,会产生不同的观念。从列举的11例唐代孝亲相关拟判中可以看出,唐代司法过程中的观念冲突表现为各方主体得出结论时选用的依据不同:或依法律,或依礼,或依天理、人情;观念冲突归因于各主体心中各种规范的价值位次不同,并可能导致判决的不确定性,降低法律生活的可预见性。这种不确定性可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但不能完全消除。     

汉唐小说文体演进与书牍文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体应“用”而生,文体功能是制约文体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汉唐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因叙述方式所需,从书牍文中吸取“营养”,使之在叙事流中承担一定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小说叙述结构和文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汉唐小说的书牍文,不仅篇幅、数量、表现方式有较大差异,而且使小说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书牍文与汉唐小说之间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小说文体的演进.     

南朝公文体俳谐文的文体学意义

南朝公文体俳谐文通过戏拟公文.以鸡、驴、猪、蛇、鳝鱼等恶俗之物入之,打破了公文严肃庄重的文体规范,形成了独特的破体现象.南朝公文体俳谐文是解构型文章破体模式的滥觞和巅峰,后世这种文章破体模式未有出其右者.公文体俳谐文内容的谐谑与文体的雅化,两方面均臻极致,这种"沐猴而冠"的文体风格,使之兼具喜剧性和批判性.南朝公文体俳谐文融雅俗于一体,是南朝文章雅俗观念的表征;而对公文文体的破体,又是南朝文尊笔卑观念的一大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