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礼服的国际化及其文化思考

礼服的国际惯例起源于欧洲,经由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发展而逐渐完备和国际化。就其自身而言,欧美礼服系统是一种能够完美表达其意识形态、审美文化及功能适应性的现代服饰文化形态,有着前所未有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然而,通过对欧美礼服系统话语表述内部规律的分析发现,其使用习俗和形制的细节规则是其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所形成和建构的特定文化密码,它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及其通过服装（礼服系统）这种具体的传播媒介而完成的对自身文化的扩张。而这种文化扩张得以形成的前提是其他民族对自身服饰文化理论和形式话语表述的断裂和破碎。如何摆脱和超越西方礼服文化模式,确立各国自身独特的现代礼服表达系统,已成为非西方国家建构自身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环节。     

“真实性”的弃用--解读后殖民文学作品《桑德拉大街》的写作策略

米歇尔·安东尼的小说《桑德拉大街》讲述了由英文老师代表的殖民文化和学生代表的本土经验之间的冲突。小说描写了“正统的”殖民帝国话语与殖民地现实的语言之间的冲突,作者通过语言的逆转、颠覆、最终弃用了殖民帝国“真实性”的话语权威,从而体现了弃用“真实性”的后殖民文学写作策略。小说发展了这种写作策略,推翻作品原有的形式和主题,将小说后殖民性的局限转变为小说的形式与原创力量的来源。     

卡夫卡：现代世界的守夜人

卡夫卡通过小说中人物存在的境遇,言说现代人的异化感、孤独感、负罪感、恐惧感、陌生感和无归宿感。卡夫卡的文学创造是审美现代性的历程中对荒谬世界的一个模型建构。这个建构模型突现了卡夫卡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的现代性意义,并开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言说方式与话语空间。     

康拉德作品中的东方男性形象研究

康拉德在其作品中为我们构建了许多殖民主义语境下的被东方化了的东方男性人物形象。分析其作品中的殖民话语,发现康拉德的作品中存在复调结构,在康拉德的小说中并不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小说不是按照这种统一意识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的,而是展现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形成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语境,两者的语言具有同等价值。     

叩响天朝之门的世界革命——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革命”的使用

1895年之后,由于满清统治者未能成功应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所产生的民族危机,革命的意识形态赢得了立足之地。经由日文翻译的刺激,并以孙中山自称"革命党"为表征,中国的革命话语发生了一次范式转移,从而接受了将上升中的大众作为历史主人的观念。康有为的世界观正是形成于这一世界革命的背景中。他将法国大革命与反清革命并称,即是赋予了造反者合法性,从而背离了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今文经学的经典。分析康有为1898年的奏议,可以揭示其改良理论与实践如何由他的世界革命视野所建构,以及他如何在修辞上将世界革命与"汤武革命"传统相混合,使得"变法""维新""变政"这些词语与隐身的"革命"一词相互交织。康有为所使用的刻写着激进蓝图的"革命"话语,实际上是将现代性强加于满清王朝,而非以一种传统儒家的方式赋予其合法性。在传统语境中细察这些关键词的过程中,本文的分析不仅跨越了语言、政治、经学和知识精英文化各领域,更跨越了诸多微妙的层面,如互文验证、心理复杂性以及政治的与文化的紧张等等,藉此希望给康有为及戊戌变法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维度。     

反思及其僭越——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焦虑与话语突围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其话语结构、属性与功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症候。随着80年代的终结、现代性的断裂、消费革命的发生与全球化逻辑的形成,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范式,最终陷入阐释的焦虑与贫困。本文考察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现代性特质及其在当下的阐释焦虑,并从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话语生产机制出发,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作出局部的话语修正。     

地方性与现代性的和解路径探析

地方性是具有主体连带性、文化实践和价值导向意义,承载着情感内涵、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体系.西方一元现代性的发展,以资本逻辑为宰制,将地方性肢解为碎片化的"文化乡愁",文脉延续和身份认同出现危机.当下,宗祠的"礼俗化"重塑,正是旨在重建地方性的实践努力:塑造血缘文化共同体,强化身份认同;兴建宗祠博物馆,营造民俗文化空间;将祠堂改造为礼堂,打造新时代文化综合体.以此为鉴,要解决中国地方性的"现代性"问题,需要秉持守变结合、合力推动、文化自觉的原则,坚持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从而将文化遗产转化为适合并支持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文化资源.     

“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及内涵衍变

“混杂性”是当今文化理论研究的热点,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键词。混杂性本为生物学术语,在十九世纪殖民种族主义话语中,沾染了负面的种族与文化内涵。法农等反殖民族知识分子批判了种族主义的混杂观。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混杂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萨义德强调了文化混杂性的普遍存在,驳斥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化本质主义与文化纯粹观。霍米·巴巴从语言与文化层面论述了混杂性的颠覆力与能动性,建构了混杂性理论体系。“混杂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植入与内涵衍变,反映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理念。     

从文学与语言学两上视角看<<午餐>>的语言

本文从现代语用学角度同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话语理论”角度评析了毛姆的小说《午餐》的人物语言。《午餐》中人物对话充分运用了语用学中关于会话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的多种具体准则或技巧,但从文学的“话语——权力”理论视角分析,这部小说恰恰是对这些“原则”、“准则”下隐含的现实社会关系和话语权力关系的揭露与反讽。这种对照表明：现代语言学从语法到语义再到语用的重心移动,还必须进一步同“话语权力”观念结合起来,这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语言系统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与现代新诗的现代化

近年来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话语资源,现代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现代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本身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问题,包括现代新诗从题材到主题以至语言艺术方式等多个方面.语言问题是其中最受忽视然而最为重要的问题.现代汉语的现代性事实上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了现代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及其内涵.而现代新诗现代性本身则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革命现代性语境中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独领都市文学风骚的上海,1949年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红色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规训下,上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言说革命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主体",在"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历经几度变形。在主流革命话语叙述视野中,上海的现代性承载"主体"角色,被工农兵革命者赋予了道德化的变色外衣。由于对城市疑虑、警惕、恐惧,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上海的"恶魔化"处理,上海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一朵"恶之花",成了革命者对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经过一系列改造的知识分子话语诉求载体的上海开始遵循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作为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异数与另一种风景,"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却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行,勾起了人们对繁华的艳羡目光和现代梦的渴望。在共和国追寻现代的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以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无奈地几度上演"变形记",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①。     

论新时期性反抗小说及其政治生命观念

新时期性反抗小说以性欲描写表现性别隐喻和权力隐喻的内涵.性别隐喻小说追问男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表达了反抗男权文化压迫,争取女性性别自觉,建构女性话语的价值取向.性权力隐喻小说以性描写隐喻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的潜在影响.性反抗小说通过性别反抗和权力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注,倾注了向往生命自由和独立幸福的愿望.     

福楼拜叙述言路的中断

福楼拜以前，小说对于人物话语的叙述大凡采取“传达式引语”、“转述式引语’郴“讲述式引语”三种方式福楼拜的小说产生以后，叙述语式问题又复杂化了，福楼拜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人物话语的方式—自由间接引语。这种新的话语表现形式，一举将人物话语（说出来的或内心的话语）与叙述者的话语含混起来了，日奈特说，福楼拜“绝顶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使得他可以用别人的语言为他自己说话，既不完全受到牵连，又不完全清白无辜”②。与此同时，这种新型语式，这类间接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福…     

以革命的名义——茅盾早期小说中革命话语的置换与书写

茅盾早期小说中的革命涵义有些嗳昧不明,在他笔下,革命往往变成了个人为寻求某种生活方式所借助的话语姿态,导致了革命话语多重语义的置换现象。具体来讲,茅盾早期小说中的革命,是一种通向现代性之光明未来的途径,是激情生活之置换,激情恋爱之置换。     

米亚·科托小说《梦游之地》中的文化政治景观书写

小说《梦游之地》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作家将长达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战作为小说叙事背景,以精妙的叙事结构和对语言的改造探寻了殖民大陆身份认同的出路与可能。可以看到,作家米亚·科托在文字中重建了莫桑比克整个国度。在文本细读和对文本历史语境的考察基础上,以"文化政治"切入,具体分析作家在其小说中书写的系列政治景观,即语言政治、身份政治、空间政治,继而探究作家在字里行间所传达关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声音与话语。     

书写的力量与记忆的召唤——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策略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在文化批评领域持续产生世界性影响。在解构殖民话语稳定性和同一性的书写策略下,霍米.巴巴揭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掩盖下的文化差异。霍米.巴巴的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实践,不断冲击殖民话语和殖民文化逻辑的同质化存在。     

拟态物化丑化 ——论鲁迅小说身体书写策略

在鲁迅小说中,身体不仅是言说的对象,借以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了言喻社会意识与权力话语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鲁迅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鲁迅运用拟态、物化和丑化等叙事策略来描摹小说人物身体,深刻彰显隐含在身体话语中的人格精神、社会思想和文化内涵。     

视觉话语的知识构型——兼论本雅明视觉文化的理论意义

自从摄影作为一种现代审美范式以来,人类的现代生活已经从传统绘画为主的“光晕”语境中,走向了以媒介视觉为主的现代性“惊颤体验”境遇。视觉文化的审美话语所揭示的正是现代文化的革命性转向,目前已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语言转向”“图像革命”“视觉转向”的理论维度出发,辨析视觉文化理论的生成谱系以及审美向度,并结合本雅明关于视觉文化的现代性论述,以此寻找其审美路径。本文主要以视觉话语的构造形态来书写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经验意涵,并试图在视觉话语的审美空间中分析本雅明的视觉文化理论的寄喻结构与阐释阀限,从而明确视觉文化理论的批判向度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文本中的话语殖民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广西农村题材小说文本中,国家意识形态与北方汉族文学均显现了话语殖民的痕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是由于政治形势、文艺政策导向与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广西本土文学传统中小说传统的缺失、本阶段广西作家队伍结构与培养机制的不尽如人意,也应该计算在内;至于作家本人出于对主流话语创作模式的膜拜而自行进行模仿导致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检讨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刻关系。胡适的语言本质观基本上是工具论,因为这种工具论,他并没有把当时他所提倡的白话和传统的白话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语言即思想,语言革命即思想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即后来的“国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一种口语、欧化词汇和部分古汉语词汇的混合物,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话语方式。胡适关于文言白话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