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有关改革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但与农奴制废除相关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俄国学者因此而继续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包括:农民改革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改革前农奴制是否遭遇危机以及19世纪上半期农奴制危机的表现和成因;社会舆论尤其是俄国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沙皇、官僚、贵族在改革准备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及作用;对改革总体评价的演变趋势以及改革对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具体影响。随着国内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以及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俄国和西方学者逐渐密切交流、相互影响,不仅使研究课题呈现交叉态势,还促使俄国学者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积极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在1861年前夕围绕改革的斗争中,大部分俄国贵族都是保守派,他们要么反对解放农民,要么只允许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但是当沙皇发布诏令要废除农奴制时,由于贵族对沙皇的依附性和农奴制的思想危机,贵族最终默认了农奴制被废除的命运。1858年的四月纲领赋予了贵族主导改革进程的机会,但是十二月纲领最终改变了改革的方向。编纂委员会确立了带土地解放农民的基本方式,遭到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沙皇的支持下,他们挫败了保守派贵族在内部和外部的进攻。保守派贵族与政府的斗争导致贵族彻底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而他们的失败也反映了农奴制和贵族等级的虚弱性。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农民土地问题症结何在

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面临诸多土地问题,简单地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农民缺少土地并不可取。实际上,俄国多数农民并不缺少土地,份地实行村社集体所有、份地需要长期持续赎买、份地经常被重分才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     

俄国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法令论析

国家农民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中三类主要农民之一,与皇室农民和地主农民的主要区别是拥有人身权。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是1861年农民改革的延续和扩展,是将1861年2月19日法令推行到国家农村的具体实践。国家农民改革法令的出台并不顺利,是各派考量地主农民改革经验和国家农民现实后做出的稳妥选择。改革法令推行使国家农民土地保障程度降低而赋役负担依旧,改革前拥有人身权的相对优势没能扭转改革后与地主农民同样的命运。从国家农民改革的目标、改革法令的拟定、法令规定与法令落实等维度来看,这一结果在所难免。     

俄国学者关于俄国农民农奴化史的争论

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大改革的开端。农民改革不仅影响了俄国大多数民众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国此后数十年的走向。若想深入理解农民改革,就必须厘清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问题。自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农民农奴化史一直是俄国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学者围绕俄国农民农奴化的确立和强化展开大量讨论,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包括农民农奴化的确立是通过法律途径还是非法律途径、17—19世纪国家立法在强化农奴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导致农民农奴化的深层原因三个方面。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史学方法、史学理论的更新,俄国学者将继续在俄国农民农奴化研究上取得新的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1861年改革后俄罗斯农民的私刑研究

私刑是农民审判的一种形式,是受害者根据习惯法对被告的私人惩治.私刑是由俄罗斯农村的村社制度决定的,并与农民的公正观念相符.农民对盗马贼、纵火犯、巫师和占卜者的私刑惩治十分残酷,致使受惩治者非死即残;主要以公开的羞辱方式惩罚村社成员的小偷小摸行为,让窃贼游街示众和从事公益活动;对失节妇女的家庭私刑惩治兼具家庭暴力和公开羞辱的特点.私刑是维持村社内部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巩固夫妻间的忠诚,防止犯罪和调解社会关系的手段,有时也是迷信的结果.     

农奴制废除之后的俄国精英与农民问题

1861年农民改革不仅是各种利益和思想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也是后来俄国其他改革的起点。这场改革具有多重意义,俄国精英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念对其作出不同的解读,加之缺乏关于俄国农村的客观信息,因此俄国政府和社会都对农民改革的方向缺乏明确的认识。一些政府高官试图改变1861年改革的某些原则,推动农民从村社土地所有制转向农户土地所有制,但并没有成功。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俄国农业危机的出现,俄国社会和政府对农民问题愈加重视。信息匮乏阻碍了俄国精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并未明显受到其政治信念的影响。俄国政府试图降低农民的税费并为此爆发了争论,但最终阻止农民土地流通的观点占据了上风,社会最终承认农民土地是国家财产的变种。随着国家调控经济的思想日渐盛行,俄国精英将加深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作为克服农业危机的措施。     

俄国农民外出打工与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俄国城市化水平取决于农民迁移的方向和规模,农民外出打工和转入城市等级问题是理解俄国城市化的关键所在。俄国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进程缓慢的原因很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身份证制度严格限制了所有人的迁移,尤其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村社制度通过连环保义务有力地约束了农民的出行,农民必须服从村社的监督;农民在经济上和血缘上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权宜之计;外出打工既冲击了村社的宗法制度,又有强化农民经济、延缓农民分化的作用。     

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

我国学者研究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多停留在农民运动、农奴制危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表象上面,很少触及专制制度、官僚与这次改革的内在联系,对改革准备过程的分析也失之于片面;很难全面揭示这场改革前提,改革准备过程,改革运行机制,改革命运问题.本文仅就上述研究薄弱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经济政策的性质

本文作者认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经济政策的性质,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而不利于贵族地主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改革。     

封建农奴制与英格兰中古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

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了英格兰中古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限制农业人口向农业之外的非农行业转移,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对农奴制造成冲击,逐步侵蚀和瓦解封建制度的根基。两者之间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     

改革后俄国工人的劳动道德考察

1861年改革后俄国工人以传统的劳动道德为主,工作的目的只是满足最低的生活需要而非积累财富,工人劳动价值观的核心是劳动适度原则。工人喜欢节日不是因为懒惰或愚蠢,而是因为其更向往轻松舒适的生活,俄国工人的节日远多于西欧同行。企业主加强工人劳动纪律的举措收效甚微,工人自我监督和个人主义的缺失是形成当代劳动道德的严重障碍。很多企业主自身生活不检点、懒惰、形象不佳和无力组织生产对工人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俄国工人的传统劳动道德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俄罗斯村社传统对土地所有权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

村社制度是俄罗斯社会最基本的文化传统,在俄罗斯社会变迁中始终作为永恒的背景影响着俄罗斯社会发展,尤其是村社土地公有制度始终伴随着俄罗斯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俄罗斯土地问题的困境也在于土地私有化和村社土地公有文化传统的冲突,走出困境构建俄罗斯未来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立足于村社传统。     

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方方

解放初期,方方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领导广东省的土改运动。在运动中,他依靠贫雇农,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重视土改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土改干部队伍的整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准确地把握政策等做法,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经验。     

中国俄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探析

俄语教育在中国已走过了近三百年的历程,大致经历了初期、建国前后期、改革开放后。期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俄罗斯文馆是中国俄语教育的开端;同文馆（京师同文馆）代表中国俄语教育的发展阶段;规模化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具有骤增骤减到理智的快速平稳发展的特征。在本世纪,中国俄语教育＂新高潮＂迎来了有利的发展环境：政治与政策、宣传与活动、经济与贸易等;在新环境下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俄语不是职业而是一种对外工具,注重实践与运用。     

浅析俄语中的外来词

外来词在俄语词汇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是俄罗斯同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反映。它借入俄语系统有语言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来词有其广泛的来源 ,尤其是 90年代出现的“外来词热”。根据借用的性质 ,适应的程度 ,外来词分为三种类型 :借词、异族词和洋泾浜外来词。本文阐述了外来词对俄语系统的适应程度 ,并提出如何正确对待俄语系统中的外来词的新观点。     

土地改革、地权的安全性、土地登记：来自西方的视角

文章对现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拉美、亚洲和东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政策进行分析。土地改革在这些国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针对土地过度集中问题而实施的重新分配和土地权利的确权及登记。土地登记是西方捐助国、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所推崇的土地改革方法。文章对土地登记和确权的三个核心概念——地权的安全性、赋权和习惯法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对国内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试论苏联文艺对土改文学的影响

苏联影响是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学发生的不可忽视因素。从宏观上来讲,中共承袭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将文学纳入政治轨道,土改文学成为推动土改的宣传手段,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从文本角度来看,土改文学在主题、框架、人物形象以及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受到了苏联文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