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拟古辞乐府不均衡现象考察

汉代乐府古辞是后世文人拟写乐府诗的仿拟对象,魏晋六朝的拟古辞乐府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拟作朝代分布不均;仿拟对象分布不均;拟作诗体分布不均.这是由各朝代音乐发展状况及乐府文学发展规律等各因素共同造成的.     

古代书信体文论发展阶段初探

在书信中讨论文学问题,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比较独特的一种形式。它大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阶段,并且显现出不同的风貌。具体考察这一发展过程,不仅可以捕捉每一时期文人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且也可了解书信体散文本身的发展状况,从而为系统把握魏晋至明清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坛创作倾向提供有益的视角。     

从文化视域阐释先秦至魏晋六朝文学批评观的演进

先秦至魏晋六朝的文学批评观由先秦人文化成的文化观向两汉注重章句之学的经学观、魏晋 六朝注重文章之学的审美观演进.这一演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以赋<诗>、论<诗>等言志为主到有意识地探讨为文审美技巧的品评诗文;二是由先秦文化意义上的实用与审美的并重,经两汉的文化阐释,到魏晋六朝侧重审美的过渡.从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段文学批评观的演进给予学理上的阐释.     

论魏晋六朝文集编纂的功能性

魏晋六朝时期，史官与文人身份的重叠，引发了文集编纂的变化。文集编纂的体例由“集览”衍生出了“故事”的形式，体现了编者对于文集实用功能的重视。文学评论中的人物品鉴模式也有所发展，评论对象从“时人”变为“前人”;具有权威性的“史臣言”逐渐被移植为“编者的声音”,以此建立价值指引，形塑共同的文学观念。文集编纂受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法的影响，使文集超越了“存录”性质，在勾勒文学发展脉络的同时，将文学的源头归于“经典”,最终构建了文集的“秩序”。文集体例、文学评论、文学发展三个维度共同指向了魏晋六朝文集编纂的功能性。     

六朝送别诗与文人生活

六朝送别活动与送别赋诗是六朝文人交谊与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从六朝送别诗可以了解六朝文人对皇族官僚的依赖性。并且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政治的变化,这种依赖性呈现弱化趋势。还可以了解六朝官僚与治下吏民的关系,窥测六朝文人之间或真挚或应酬性的交游状况,审视六朝文人的亲情与友情乃至六朝社会的人际关系。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流动空间中青年女性的主体构建与抗争策略——以花木兰形象的文本认同为线索

在现代化和信息化的语境中,本文引入流动空间的理论视角,借助考察青年女性对经典的花木兰文本形象的认同程度和观念分化,剖析流动空间中青年女性主体构建受到的权力支配。在此基础上,解析青年女性如何构建符合自身乌托邦特质的主体意识的抗争策略,即文本解构;挖掘青年女性在对抗传统和现代力量侵蚀的三个具体策略,即游牧、革命与重建。这三种策略各有优劣,需要仔细辨别和审慎选择,否则就有陷入过当化的可能,造成对女性群体的二次污名化与性别区隔。     

论宋代文言小说中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学史意义

从北宋到南宋文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份、性格、行为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两宋小说作者在创作中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在女性形象中寄托了不同的人生理想，从而赋予女性不同的心理和行动。这种差异并非孤立，它不但使两宋妇女形象有不同的美学意义，而且与宋代小说的总体演变相一致，是整个小说史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     

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论——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派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 ,虽然与音乐关系密切 ,并与乐府诗一样可称为音乐文学 ,但其与乐府诗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平仄声律 ,是词体最本质的形式特征和艺术表象。它的存在 ,决定了词既不起源于民间 ,又不起源于六朝文人乐府 ,而只能起源于对平仄声律运用自如的中唐诗客。现存《全唐诗》中的全部“初盛唐词” ,均为乐歌与声诗 ,而不能称之为“词”。形成于大历时期的“湖州词派”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词学流派 ,对促进中晚唐以及五代文人词的兴盛影响巨大。     

文化生态:透视民国文人魏晋情结的一个重要维度

魏晋风流是文化长河中不绝的嗣响,民国文人追慕魏晋六朝,显示传统文化更新的生机与活力。建构贴近民国文化的阐释框架,在国家民族文化情态中重估传统文化价值,文化生态成为透视民国文人情结的一个重要维度。从民国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态出发,充分考虑影响文人情结的民国机制,揭示文人情结的民国风范和中国气派。贴近民国文化生态的学术阐释框架,或可成为探索民国文人情结或当下知识分子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袅娜多姿与悲悯情怀——试论魏晋南北朝赋中的女性形象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赋,这些赋中描写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最主要的有神女美人、寡妇、出妇、思妇、妒妇、丑妇以及艺妓等几类.此外,魏晋和南北朝的女性赋在女性形象、关注的重点以及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有着鲜明的差异,背后的原因正是两个时期社会现实和风俗习尚的不同.魏晋和南北朝的女性赋既继承了前代文学遗产,又在不同的背景下各有创新.因袭中有变化,同一中又各有特色,悲悯情怀与袅娜多姿并具,这正是魏晋南北朝女性赋的价值所在.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现代词学研究中,词起源于民间说一直是主流的观点,但这一观点需要反思和检讨。从词的界定来说,词体的发生,就音乐原因来看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主要源于六朝清乐的新曲子;就其文学建构因素来看,则是通过糅合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借鉴熔铸近体诗律而定型化的。考察魏晋六朝以来的本土清乐发展历程和近体诗的形成历程,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而魏晋以至盛唐之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宫廷贵族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在盛唐开天时期的玄宗宫廷中,音乐制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大曲歌舞演出到清雅的小型乐队轻音乐演出的转型、由隋代初唐盛行的喧闹胡乐到以清乐吴声法曲的转型、由传统的以乐舞为主要音乐表现到以声乐为主要音乐表现的转型。音乐消费创造了对歌词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曲词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创造便成为百代词曲之祖。词既不是起源于民间也不是燕乐的产物,词起源的民间论和燕乐说存在诸多矛盾,词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当中,是宫廷音乐消费对歌诗需要的产物。词的产生和形成,就发生时间来说,是盛唐的天宝初年;就发生的地点来说,是盛唐宫廷而非民间。回顾百年来曲词发生史的研究,对民间、平民之类概念的推崇...     

李白对唐代之前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从汉末到盛唐的文人诗歌发展历程,也就是在汉乐府凸显叙事性之后沿着“古诗”开创的抒情路径,逐步完成乐府诗的文人化,将诗歌的抒情性推向高峰的过程,而李白无疑是站在这座高峰之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在对《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人诗和乐府诗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李白实现了对唐代之前抒情诗艺术的系统总结和整体超越。从中国诗歌抒情与叙事互动转换的关系上说,李白实际上是自风、骚以降包括汉魏六朝诗歌在内的前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集大成者,杜甫则是李白之后的后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开创者。     

六朝志怪书中的文人神异化现象解析

在六朝志怪书中,存在着先代文人经民间传说或后世文人的演绎加工,逐渐在志怪作品中显现神异特征的现象,笔者将其定义为＂文人神异化＂现象,其特征大致有见识之广博异于常人、有方术异能等。这些文人形象源自历史,而在演绎中,逐渐脱离真实历史而作为一种独特对象存在于志怪书中。目前学界对六朝志怪书的研究,仍处于一个相对粗糙的阶段,虽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出现大型丛书《六朝志怪丛考》与《六朝志怪与道教的关系》等重要著述,然对于志怪小说中各个具体问题的分析、解释仍流于笼统。笔者此次仅选择志怪书中文人形象这一切入点,通过对文人神异化现象的定义、阐释,避开较为通行的＂佛道影响说＂,从民间宗教、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文人自身的心理结构中,找到文人神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为后来者提供参考。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     

从魏晋官制背景看“二十四友”的出现

"二十四友"是西晋时出现的与政治相关的文士组成的团体,而与之形式类似的以"×友"为名的称号在魏晋南北朝尤其多,它们都是由先秦时寄托了政治理想的贤辅演化而来.本文通过对这种称谓方式前后变化过程的考察,在魏晋为诸王设友官,尤其是愍怀太子东宫官属建立的背景下,再度审视"二十四友"的出现,即"二十四友"第一次将"×友"的称号由隶属王子扩大到了附会权臣,组成人员由属官扩大到了士人,性质从政治渐渐转向文学,并对整个六朝乃至其后的文士称号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史记》与汉魏晋诗歌

《史记》是汉魏晋南北朝文人诗取材的源头之一,而诗歌对《史记》所载历史人物的择录、评介以及所受影响等方面,也折射了当时人们对《史记》认识的面貌。诗歌对《史记》的阐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记其人、述其事、追其情。《史记》的记载对汉魏晋文人诗的文化意象的形成影响深远。汉魏晋文人诗涉及《史记》人物事件的诸多诗中,既有传统主题,又有新的主题。《史记》中的一些人物、事件甚至情感倾向在汉魏晋诗歌中呈现独特的风貌,也反映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和思维习惯。     

试论诸葛亮文化形象的衍生——诸葛亮文化现象初步形成的历史考察

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最终成因大都归于《三国演义》的创作及其以此为素材的三国戏的传播。从新的角度看 ,以魏晋士人的诸葛亮评价为切入点 ,从这一时期的人物评赞中发掘出孔明在魏晋士人心中的形象 ,并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历史考察由学界的明清小说及其民间戏剧转向魏晋时期士大夫的人物论、赞、评、议 ,从而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成因提出新的观点 :诸葛亮“智慧”和“忠贞”的文化形象在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就已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