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史学批评推动史学发展——关于先秦秦汉史学批评的考察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推动历史编撰形式的发展,推动人们认识史家修养与史学价值的发展以及认识客观历史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发展。先秦秦汉时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早期阶段,本文从史学批评发展的源头上梳理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对当前史学批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更替的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历史教科书不仅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信念的特殊场域,而且也是新旧史学派系阐述史学观念的媒介,尤其西方政治概念如"国家"、"国民"、"社会"引入到历史领域,对推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促进了历史叙事方式的更新,章节体或课本体逐渐取代传统编年体或纪传体,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     

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

本文在回顾历代思想家对古希腊历史认识的研究之后,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它们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获得"研究成果"的认识方法、历史写作与历史认识的目的、被叙述的历史现象的选择、因果关系与历史解释.文章认为,古希腊历史认识理念与古希腊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即使处于西方史学的起源时期,古希腊史学很快指示了西方历史认识发展史上不可回避的要求,即必须以一种有效的规则、模式或理论来接受历史、解释历史,最终指导生活.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现有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和史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考察,缺乏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自觉,没有能够揭示出史学方法论发展自身的思想联系和逻辑进程。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内在的逻辑必然性,首先在于当代世界历史哲学的实际发展,即从历史认识论哲学转向史学方法论哲学;其次是改革开放之前盛行的"知性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新时期史学方法论是在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的矛盾中发展的,并且在逻辑上经历了从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程。具体来说,这种转变在讲求旧的"加工工具"和设计、生产新的"加工工具"两个层面上,沿着"回到乾嘉去"、从"回到马克思"到"超越唯物史观"以及跨学科史学方法论三条路径展开。忽视历史本质理性解释,满足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不能使中国历史学真正地获得深入的发展。     

"古为今用":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应用

当前的中国史学中存在将历史研究和应用混淆的弊端,片面强调"古为今用",给史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作为历史学两个不同层面,其要求和目的都是有区别的.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于西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求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哲学意蕴,应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出发,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中,具体探讨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进而显示中外史学这多彩多姿的一角。     

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应当从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王夫之的历史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二是总结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三是思考未来的"知几"思维。王夫之的历史思维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其史学思想对于科学、理性思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葛懋春先生的学术向路与领域

葛懋春先生1951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大力促进学术繁荣。"文革"后,葛先生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所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一书以思想性见胜。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还非常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此外,葛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及其批判

历史解释模式与社会历史理论、史学范式、史学理论等概念意义相近又不完全相同;既紧密联系又有细微差别.所谓"历史解释模式"是指最一般的对历史的理解范式和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哲学视角看,历史解释模式总体上可分为"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所谓宏观历史解释模式是指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从人类活动的宏观领域去把握和解释历史,一般围绕历史的性质、有无规律、决定因素-动力系统、进步路线图等领域展开.     

试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革命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经历了一场“史学革命”.这场“史学革命”,涉及方面众多,但主要表现在:形式上,与文学、艺术逐渐分离；内容上,更加注重人类活动和民族风俗；方法上,与法学相结合,追求数据档案的精确,寻求事件发展的因果.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革命,使法国继意大利之后走在了时代前列,在17世纪前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兰西史学传统.这不仅为法国造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也为法国成为近现代史学大国奠定了基础.这场史学革命,无论对探讨西方史学的科学化途径,还是对考察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历史进程,其意义都是非凡的.     

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

中国民族传统史学具有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历史意识,体现出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思维。在中西史学问题讨论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历史意识体现在溯源探流的历史发展过程论、历史阶段思想、忧患意识以及探讨历史变动的"所以然"的历史盛衰论。新世纪出现经济全球化趋势,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历史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对于研究当代社会,认识历史与现实运动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论雷海宗的理论史学与实践史学思想——解析《历史过去的释义》

雷海宗先生的理论史学和实践史学思想基本体现在《历史过去的释义》一文里,他在文中主要谈及或论述三个问题,一、区分“历史”的两种含义,即现实中的历史和史学中的历史;二、分析史学中历史的特性,即主观性、流变性和时代性;三、强调研究历史的现实性及其未来指向性,告诫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不仅要重构过去的旧历史,更要努力创造现在和将来的新历史。     

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并发展起来。新历史考证学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在史学摆脱了经学思想和义例的束缚后 ,旨在沟通中西的“科学方法”的提倡 ,辅以“求真”的观念和新史料的支持 ,新历史考证学成为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一百多年来,人类对思维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思维研究为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加强对历史思维的探讨对于深化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振兴民族文化、推进新世纪的史学,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思维的高度上进行思考.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思维是深邃和有特色的,如观察、研究历史的天人联系的整体系统思维、观察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以及在学术上的融汇百家以"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和治史的类例思维等.从思维的高度对民族史学进行总结,进而开展中外史学比较及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从中可以充分彰显出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从“四大帝国”到“三位一体”:中世纪盛期的神学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历史思想的演变反映了时代特性,中心与边缘的交替融合也体现了社会思潮变化。历史分期模式是把握历史思想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探究当时人对历史整体理解的核心要素。在中世纪盛期,12世纪文艺复兴和政教之争的发展推动了历史意识的新觉醒。在古代晚期以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分期框架逐渐为神学化的“三位一体”模式所取代。在继承《圣经》与奥古斯丁历史观的基础上,若干神学史家重新划分了人类历史的分期,体现了独特的史学观念和历史思想的嬗变,并对此后西欧的历史书写和史学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