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神和创造神之祖的双重角色——东方古神帝俊谱系的破译解析

帝俊是中国古代东方大神,又名帝喾,而不是虞舜.帝俊在家族谱系中有时作为时间神出现,相关神话围绕光明与黑暗的纠结展开,注重神灵形象的亮度色彩.帝俊有时还作为创造之神的始祖出现,许多发明家都是他的后裔.发明创造之神的谱系既反映帝俊系统的先民在历史发展中作出的贡献,又融入先民对宇宙、人生多类事象的认识和解说.帝俊谱系往往以幻象出现,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还原.     

从世界向大地的诗意回归——海德格尔艺术“地方性”思想及其意义

海德格尔对艺术地方性的强调,在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在海德格尔思想的不同阶段,艺术的地方性及其含义是不一样的.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阶段,艺术的生成之地就在世界之中,同时,艺术所赖以生成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主客分立的世界整体.为了克服此在及其主体论痕迹,海德格尔在中期将艺术置于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之地,但艺术仍然摆脱不了冲突与窘迫.同时,技术又使这种争执偏向了世界而忽略了大地.到了晚期,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艺本的地方性,乃是聚集了天地人神四元的世界,而天地人神及其聚集又是以大地为依托的.在这里,艺术应该成为对人的诗意居住的发现与揭示.因此,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才是根本意义上的、关切于存在与生活的艺术.     

"大":修辞原型和隐喻认知

“大”作为分布极广的修辞原型,广泛延伸至艺术、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等领域,与人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汉字“大”,是以正面直立于天地间的人的形象,指称天地人的属性。古人对于“大”的认知在天地人这一巨系统中开始和延续:天地与人互为隐喻,古人对宇宙、自身和周围世界的审美体认交融会合,通过“大”奇妙地关联在一起。     

天地人同构的符号世界──汉代文学与生命哲学的因缘

汉代文人在揭示人与天地的同构关系时,涉及到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物质结构,并由形体同构过渡到精神同构;在静态审视的基础上作动态考察,展示人与天地各自经历的初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汉代有的文学作品按照天地人同构的模式进行叙述和抒情,建立起人的情感与空间方位的对应关系。汉代文人在理性思维和神话思维中,对于人在同构关系中的作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楚辞》《山海经》神祇之互证——《楚辞》《山海经》神话比较研究之三

《楚辞》《山海经》作为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的两部先秦典籍,其中的神癨具有明显的趋同性特点。不论是主宰天地人间、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至上神,还是具有贤德睿智、地位显赫的人类各族祖先神,或是掌管自然界各种具体事物的功能神,在称谓和司职上都有众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这种趋同反映了《楚辞》、《山海经》在文化渊源上的同源关系。     

《楚辞美论》导言

海德格尔向往天地人神四重和谐的生存状态,心仪"诗意地栖居"于大地。屈原处于上古的历史文化语境,周身闪耀着浪漫潇洒的诗性灵光,以神话思维和楚民族禀赋的奇异瑰丽的想象力,凭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意志,神游宇宙而叩问苍天,追问天地的开端、演变与终结.反     

论宗教的调适功能

<正> 英国学者海伦·加德纳指出:“否定世界和肯定世界这两倾向在张力下的共存,也许是每一种宗教的本质。”这话颇有见地。所谓“否定世界”是指宗教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所谓“肯定世界”是指宗教又植根于现实世俗世界之中。神与彼岸世界的超越性和人与此岸世界的现实性构成宗教的基本命题。正是在解决这一命题中产生了宗教的调适功能。 一、调适是宗教产生的功能性根源 事物的实质性定义揭示现象是什么,而功能性定义则把注意力放在现象会做什么之上。从宗教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调适就是宗教与生俱来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认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那么,人为什么要创造一个神,然后又拜倒在神的脚下,虔诚地敬拜神呢?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作了许多解释。但是无论有多少解释,恐怕都不能回避人与神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才需要创造一个神呢?一般说来,是在人还不能驾驭自然、社会的时候。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生活世界的历史辩证法

就生活世界研究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路径的独特性在于站在了一种抽离性立场上,将生活世界作为一种专门的审视对象和单独的研究客体,放在宏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和考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生活世界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体现着历史,人又构成了历史;历史为生活创造前提,生活又是历史的延续;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是历史的世界向人显现的方式,在时间的维度上,作为人之生存生活环境整体的世界就表现为世界的历史。在大的历史图幅之中,可以将生活世界的历史结构与历史类型划分为自然生活世界、物化生活世界、数字生活世界与自由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历史演进伴随人的生存样态和人与世界关系模式的改变,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是在对前一种生活世界的批判与扬弃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而导致生活世界变革的动力性条件在于人与世界的结构性张力以及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状况。从根本上讲,生活世界的历史演变历程是人的历史性的体现,生活世界的历史辩证法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人的自我生成过程。     

"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资本论》语境中的"世界历史"思想

马克思早期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同唯物史观的创立交织在一起的,而从19世纪50年代起,则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观点出发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兴起和发展的动力、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矛盾、对外贸易政策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极限等;另一方面又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即对世界历史关联程度,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巨大作用.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同生共长、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向前推进的.     

关于歌颂与暴露的断想

<正> 任何时代的文艺,都有个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不能说旧社会只能暴露不能歌颂,也不能说新社会只能歌颂不能暴露。这个道理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一是因为任何时代的生活都不是只有光明没有黑暗,或只有黑暗没有光明,而都是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统一。只是这种对立的统一,新社会与旧社会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情况罢了。如果说,旧社会是黑暗王国中     

综合思维方式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

中国远古先民有一个独立的上帝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被后来的儒家所否定。儒家向来提倡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泯灭了天(上帝)和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儒家没有一个至上神的观念,不可能形成神学宗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贯彻了中国思想史的始终,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无不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史。儒家的宗教性在其道德宗教方面,其主旨在于妥善地处理天和人、人与人、人的内在自我和肉体之间的关系。儒家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在当今仍然是有意义的。     

人类的文明与对动物的保护--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

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负有"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中国文化倡导"仁民爱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了人与其他动物和谐相处的局面,而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先秦冥界神话考——兼论《楚辞·招魂》的神话学价值

根据安德烈·朗格“万物有灵”论和荣格“原型”理论,灵魂不灭自然观在远古社会普遍存在,幽冥世界是上古神话领域一个重要的母题。中华上古冥界神话独具特色。在人神杂糅的上古早期,神鬼相混为一,没有明确的天界、地界和冥界之分。商周时期出现了冥府的雏形,但此时的观念是人死后的灵魂归于极其险恶高峻的大山之上而不是归入地下。昆仑山是此时“天堂和地狱之山”的典型代表。战国中晚期,《楚辞·招魂》的出现显示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冥府神话。它开创幽都冥界在于地下的神话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山海经》《尚书》等置幽都于地上的古老提法,完整地显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三维结构模式,堪称是中国上古冥界神话的经典篇章。     

从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看其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荀子的著名论断“明于天人之分”指的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明确划分,其天概念指的就是自然界,即只具有自然之天的涵义。事实上,荀子指的是天与人各自职分的划分,此天并不是仅指自然界,而是具有自然之天与宗教之天的双重内涵。     

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

本文主要探讨了西藏古代的一个类似中原地区的"绝地天通"传说, 通过比较, 认为这个传说中的事件象征着在吐蕃"王政时代"——"十二小邦"阶段, 苯教开始从原始宗教走向制度化宗教。与中原神话中重黎接管了司守天地的职能以后能够沟通天地的只有巫师一样, 吐蕃在止贡赞普割断了他通天的光绳后, 以王家葬仪为代表的仪式便逐渐成为制度化、规则化的权威法度, 并渲染着那远离了普通民众的神性, 通神和代神传谕的能力成为一种"专利", 成为一套由神巫和部落联盟首领掌握的宗教仪式体系和知识类型。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化”范畴试绎

“化”是贯穿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从发端于《周易》“天地氤氲 ,万物化醇”的审美本体论 ,到宋元“身与竹化”的审美创作论 ,再到明清“笔墨化”与“化境”的审美存在论 ,都始终贯穿着以“化”为核心的审美意识。“化”的丰富内涵渗透于历代绘画的语言层面、思维层面与本质层面 ,其自身演衍的历史过程显示了其独特而深远的审美价值和哲学意蕴     

再论乡村教徒的信仰状况与特征——以山西乡村教徒为例

乡村教徒信奉和礼敬天主、耶稣、圣母、宗徒、圣人以及个人护守天神,他们懂得只有天主是创造万物、管理世界的神;他们懂得三位一体,但仅知道天主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天主;其主要信仰目的为活着得到天主的保佑,死了灵魂得救、升天堂,不下地狱;念经是这些教徒表达信仰的主要方式,求恩、谢恩则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其信仰是天主教文化与当地乡土草根文化互相交织、融合而成的新信仰,具有西方天主教没有的新特征,但信仰性质没有变,依然是一神教。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论中国古代哲人的生存论智慧

本文阐析了人生存的空间向度“天人”、“天地”、“物我”、“人我”、“群己”、“身心”、“性情”等关系 ,探讨了人生存的时间向度“悠久”的问题以及人生存之时空向度的交叉 ,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存论的深度智慧体现于终极性的天与人的贯通 ,人与自然生态及万物的共生 ,人与社群之和谐及其与个体性之彰显 ,人之性情的陶冶升华与生活品位、境界之提升 ,人的世代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悠久无疆等方面。中国古代哲人的生存论智慧对克服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可提供启发 ,应对此作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