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申遗”时代的公共性发生与文化再生产

"保护还是开发"作为中国申遗实践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当代文化中产业与精英两个文化阶层借助官方观念错位而展开的话语竞争,忽略了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关注遗产持有群体的文化觉醒,标志着"后申遗"时代的到来。"后申遗"时代,文化觉醒引发的文化归属存在"误认"可能,遗产公共性则是觉醒的遗产持有者,以遗产为公共性实现的符号媒介,借助遗产媒介实现公共参与与群体沟通,避免"误认"。在当下申遗实践中,遗产公共性已在"遗产话语"、"遗产表演"、"遗产资源"与"遗产行政"四个维度发生。遗产公共性的社会建构应落脚在遗产的"文化再生产"上。     

遗产:历史表述与历史记忆

"遗产"与"历史"都具有鲜明的时间属性,都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关联。当遗产不再被视为一种现成之物,而被理解为一种与人们对过去的表述和回忆相关的动态过程时,遗产就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一方面历史(过去的事件和行为)是遗产表述的基本内容,是遗产存在和延续的基本框架,也是人们理解、认知遗产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今天的遗产运动作为在当下表述过去的一种新实践类型,既是对过去历史记忆的选择与重构,又具有"制造历史"的内在特征。     

论遗产的“符号化”

人类的"文化遗产"观念产生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在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中,作为语言的符号、作为权力的符号与作为消费品的符号成为遗产的三种符号化形态,存在于遗产的被命名、申报与评审、开发与利用过程中。     

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

遗产、遗产运动、遗产体系、遗产学都是同一知识和话语领域老而新的问题。"老"者,遗产本身足以明之;"新"者,指遗产在现代遗产运动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且被赋予特殊语境中的"话语"特征。不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是特殊文化体系的表述性、展演性产物。因此,探索文化遗产体系也就成为现代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文章就遗产、遗产体系与遗产诸问题提出一些见解,就教于学术界。     

从滇越铁路看遗产的"遗产化"

父辈遗馈的财物便是遗产.但是,当下为世人所熟知的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却并非完全属于父辈遗馈那样具有原生性,其中的很多所谓"遗产"是"遗产化"的产物,是"制造"出来的,因而需要证明.当某项文化或自然遗产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它已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遗产化"过程,经过所谓"遗产产业"(Heritage Industry)运行机制的选择与制作,并已经进入遗产消费的阶段.滇越铁路就是一个正处于遗产化进程中的典型案例.     

民间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国家化”实践

近年来,民间文化正以"遗产化"的形式被建构成一种新的人文资源。在"遗产化"进程中地方文化正在向"国家遗产"转变。该现象已引起学界的讨论,其主题集中于民间文化与文化遗产的关系问题,但较少涉及遗产的地方属性与"国家化"的实践。从端砚文化个案来讲,国家遗产的身份强化了政府管理与遗产的关系,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遗产与地方的内在关联;同时,国家遗产的管理与地方社会的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保护理念在地方社会不仅遭遇一定的尴尬,而且难以促成文化持有者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因此,引导文化持有者的广泛参与、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将是今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遗产旅游与遗产真实性研究

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问题,在大众旅游兴盛的今天,成为遗产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遗产保护来说,人们追求的是遗产的原真性,即特定人群在既定的时间、空间里按照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而进行的文化事项;对于遗产旅游来说,由于时间错位,空间位移,旅游者看到的多是遗产制造与遗产表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舞台表演的遗产成为一种"超真实"性遗产,而可能会被接受为"原真性"的遗产,从而完成"传统的发明",遗产的原真性因遗产的动态发展而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

中国当前的“遗产热”是在国际遗产运动的语境中发生的,遗产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公共资源政治的一种表述,也是东西方权力政治的一种表述.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遗产政治”与“遗产认同”主题的探讨逐渐成为遗产研究的热点.然而,由于当代遗产运动的政治性话语过分强调遗产的共时形态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对遗产认同在发生与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地缘性和历史脉络缺乏全面认识,因此,应重视对遗产认同变化过程的研究,从而为进一步辨析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与责任,达到合理的保护规划奠定基础.     

试论互联网环境下“数字遗产”的继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日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遗产"是人们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形成并可传于后人的宝贵财富。国内外"数字遗产"的相关案例及实践表明,"数字遗产"继承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法律应对"数字遗产"继承进行规制。     

后现代怀旧与工业遗产旅游——以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遗产旅游为例

工业产业遗产旅游折射了一种后现代怀旧心理。后现代怀旧聚焦于“较近的过去”,并通过怀旧消费实现了过去与现在的和解,形成了一种可以弥补缺憾的社会机制。国有电影制片厂的遗产旅游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社会机制,游客在与长影文化街区的旅游互动中,通过经历性怀旧体验与获得型怀旧体验两种途径,实现了对过去的调动与美化以及选择性屏蔽,完成了对自我连续性及身份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游客形成了对“崇高”意义的文化认同,并参与了文化的再生产,重塑了对长影的品牌认知。通过构建“后现代怀旧体验—文化认同—文化再生产”的后现代怀旧机制分析框架,论文为仍在运营的企业开展工业遗产旅游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遗产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为例

近十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名录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多,有关"遗产化"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下,从学理上探究遗产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的遗产化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在遗产论证、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NIMBY：当族群遗产遭遇国家与世界

族群遗产对于该族群而言绝非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存留下来的遗留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遗产承载了族群内部成员的情感依托、知识与信仰,由此促成了族群成员对于本族群的认同,而这一认同也成为族群遗产保护的关键所在。然而,今天在“国家遗产”、“世界遗产”的申报热潮中,族群遗产不可避免地在国家与世界层面被动员与调动,由此引发了以“遗产”为中介,族群同国家与世界两股力量的遭遇与碰撞。针对这类问题,文章特别强调了族群遗产向“家园遗产”的回归。     

文化批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资源与实务

所谓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性批评之上的,而这些批评的内容,所触及的无非是种种概念、资源和操作。暂时摆脱语词的陷阱,从实践者、感受者的角度反向寻绎和思考,真正的"遗产"便呈现为一种人类基于那些可能被利用的资源、且在不断被反复检视的文明语境下的历史性总结。在总结中人们将不断地与悖论相纠缠、与变迁相适应,最终铸成今日所见的社会及其文化生态。     

从“意义混乱”到“意义重构”——从1949年来木版年画的发展看“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意义转换

人们习惯于将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意义固定的事物,忽视其本身意义变迁的动态过程,从而引发对于生产性保护中文化本真性等问题的争议。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的实践过程中,其意义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对木版年画意义变迁的动态过程和“意义混乱”现象进行考察,来探讨生产性保护中的“意义重构”问题,认为只有建构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重构为生产者、消费者和文化精英所共享的、整体性的新意义,才能在生产性保护过程中产生“合力”,让“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为现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国际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文化遗产概念向非物质层面的扩展,其国际认同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项目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评选和“世界遗产”评选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不同,目前其法律地位还不是完全一样。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可以直接列为世界遗产的品类,还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物质文化遗产:自我表征的载体与符号——以滇越铁路遗产物为例

现代遗产运动中出现大规模的遗产制造,根源在于忽视了文化遗产与遗产主体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整体,剥离了遗产主体对遗产物的自我归属与情感依附。以"物"(things)就是"物"(object)而非"人"的态度来处理文化遗产,从而出现遗产主体的受挫感。以文化遗产是遗产主体记忆的载体、自我存在与延续的方式为论述起点,分析作为文化遗产的"事物"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转化为"自我"的构成,从而实现了作为客体的"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互化,使得"物"成为人们自我存在与延续的载体。     

有关我国的世界遗产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加入《保护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学术界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渐趋活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有些方面的研究有不足之处:一是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之间的研究较多,而其他类型的遗产如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景观等研究相对较少;二是自然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价值认识和遗产资源保护两个层面,其他方面如遗产资源利用等问题涉及较少;三是针对遗产资源遭到破坏的状况,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思考与探索——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怀梆为考察对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发展的关键是拥有一套有效的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的衰败。怀梆长达几百年的发展所依赖的正是其有效的传承机制和传统的传承模式。＂文化大革命＂后怀梆迅速走向衰败,其中传承模式的衰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借鉴传统的传承方法,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恢复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对当前的保护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充分利用大学等现代教育资源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模式也非常必要。     

复合生态系统视域下国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其启示

农业文化遗产以一种复合活性生态而存在,不仅呈现出明显的生态系统性特征,在遗产地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且融合了与之关联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系统的诸多要素,是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而形成的独特的“生态与人文复合系统”。从该系统的视角梳理国外农业文化遗产相关实践动态后发现,国外农业文化遗产在分类、保护,以及开发利用实践中由于遵循了该系统的关联性、整体性与协调和谐性等原则,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的良好模式。这对当前我国重系统的生产功能、轻生态功能和重局部修复、轻整体保护的中国生态农业应该如何保护与发展,在理论、管理、政策、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探索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自我修复和生态持续发展机制,不仅是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强烈要求,也是应对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