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

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虽属传说,但由于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一般史家也多认为有其事实。本文作者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认为“禅让”一事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历史事实是:尧、舜、禹三个部落相互斗争,相继成为入主中原的盟主。每一个部落各有自己发展的源流,不是一个部落内的“禅让”,而是不同部落间经过斗争后相继成为盟主。     

李白《忆秦娥》证伪

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一词 ,其实是一首托名之作。一、北宋李之仪“用太白韵”填写《忆秦娥》的事实 ,只能表明托名李白作的《忆秦娥》词在当时甚为流行。二、崔令钦《教坊记》无《忆秦娥》曲名者 ,并非表明李白作该词于“天宝乱后” ,而是李白根本未作是词。三、李白在《凤凰台》等诗中自始至终均未用“秦娥”一词 ,而《寓言》其二中的“秦娥” ,则并非《忆秦娥》中的“秦娥”。四、李白集中的《三五七言》诗 ,属“声诗” ,与《忆秦娥》词调毫无关联     

东周时期禅让学说的发展

近出《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记载了上古禅让的传说.据战国时期出现的关于“禅让”的讨论,反映了学者对当时社会前进道路的反思.从东周时期相关学者对于禅让的讨论来看,禅让学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承认——推崇——反对”.     

乾隆执政60年无奈禅让皇位

乾隆六十年（1795年），已是8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第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     

《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     

从尚贤到禅让——战国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界,“尚贤”理论为当时号称显学的儒、墨两家所竞相鼓吹。随着宣传尚贤热潮的进一步高涨,尚贤的极致———把最高统治权让贤的禅让学说在战国前中期也曾盛极一时。但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政治学说到了战国末期,受到各个学派的摈弃,最终被更为务实、适时的理论所取代。考察这一变迁,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及其时代所发生的变化。     

老人自死习俗:尧舜禹禅让的真相

依据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弗雷泽的原始巫术思维原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经典理论,从尧舜禅让中的舜囚尧,以及典籍中的类比性描述,对《尚书》中年龄数字的剖析,去掉神话历史化、历史道德化的迷雾,尧舜禹禅让的真相是老人自死习俗,周期三年。商末周初,随着观念和习俗的演变,老人生命的终结,逐渐由自死的形式过渡到自然死亡的形式,该习俗已经在国家层面不复存在,并分别演化成"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官礼、"三年之丧"的丧礼。老人自死是那个时代敬老、孝道的重大仪式。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兼论所谓“王莽篡汉”

西汉中后期有一股浓厚的禅让思潮,它是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和"王者受命说"为理论基础的,因而与先秦"禅位于贤"的禅让思潮有所区别。通过考察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我们对于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认识:汉哀帝对于禅让的态度表明他深谙权谋之术,绝非昏君;所谓的"王莽篡汉"不过是顺应了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并且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只是由于王莽即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失败,从而使得传统史家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篡逆”还是“禅让”——史学视角下的“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

"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是两次以"禅让"方式完成的王朝更替。在皇权时代,史家们一致认定"新莽代汉"是篡逆行为,而对于"汉魏故事"则评价不一。封建帝制结束后的20世纪,对于王莽和曹操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又多有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史家评论多样性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折射出时代性与客观性对于史家的制约。而在不同立场的史家著作里,这些史家通过安排情节结构来解释这两次事件,并赋予了两者完全不同的意义。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论尧舜禹的婚姻与父权制的确立

用尧、舜、禹三代的婚姻传说来分析说明我国原始社会历史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和确立。通过神话传说中鲧、禹、启的禅让、退位,指出这正是我国原始社会历史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和确立的生动真实的写照。并且利用我国少数民族在近代社会发展的活化石来说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和社会的变革。     

唐虞夏商天象考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五星会聚、日食和历日等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这些天象的年代,从而可以对尧舜禹和夏商的年代进行一定的限制。     

唐虞夏商天象考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五星会聚、日食和历日等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采推算这些天象的年代,从而可以对尧舜禹和夏商的年代进行一定的限制.     

孙中山民元"让位"问题再认识

1912年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 ,无疑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此的既往研究大都说成是“让位”。其实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一席原本就属于袁世凯。其后革命党人与南方独立各省选举孙中山 ,只是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一个头面人物主持政府 ,而袁世凯尚未来归、黄兴拟将赴宁代黎元洪“暂任”大总统职权而尚未成行、孙中山却适时归国并主动要求承担大计等条件下的一个权宜之计 ,“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根本性改变。孙中山的最终辞职荐袁仅是“践前言” ,实为还位。此外 ,“让位”论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制约了辛亥革命有关问题的研究。     

黄帝及尧、舜、禹三支后裔的地望及主要史迹研究(上)

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先祖,其史迹遍布中国南北。其出生地在寿丘(或曰青丘)。根据古星野学术,寿星(长沙星)、青丘星分别对应寿丘(长沙国)、青丘国(在楚东南),以及其妻子西陵氏(其妻西陵氏当居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石家河古城)、玄嚣一系后裔所居,可推断寿丘在南方。黄帝代神农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又与蚩尤南北分治,因而长期生活在北方。黄帝战胜蚩尤后代神农氏为天子,其都位于南方,其死后也葬于湖南黄陵,而群臣葬其衣冠于陕北桥山。其子孙有二系,昌意—颛顼—鲧—禹一系当在中原,而玄嚣(青阳)—帝喾—帝挚—帝尧一系当在南方。南方文化北上中原有较多地下遗存证据,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将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与黄帝北上大体相应。黄帝南北子孙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     

善卷与尧舜时期的万邦文明

先秦文献<慎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中都有"舜以天下让善卷"而善卷辞让的古史传说.善卷族人的早期居地应在北方,距离位于中原的尧舜禹族邦联盟中心地不远,后经河南浚县有枉人山,南迁至湖南常德市南德山下的枉水、枉渚一带.尧舜禹时期的政治格局,一为万邦林立,另一为各邦各部族之间的政治联盟.善卷族邦也是当时万邦中的一邦.善卷所辞让的"天下",实属当时族邦联盟的盟主之职位.善卷族人所迁徙到的包括常德在内的长江中游地区,自农业起源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灿烂远古文化,到距今5000-4000年前,更是邦固林立.善卷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另一文化色彩.这一文化到了中古以后,成为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尧舜时代社会组织探析

无论是从文献资料还是从考古资料来看,族邦是尧舜时代的基层组织,其内部体现为家族一宗族式组织结构;族邦联合体是在族邦基础上产生的更高一级的组织,是尧舜时代的社会组织.尧舜时代是一个族邦林立的时代,可以将其称为族邦时代或族邦社会;族邦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现象,产生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族邦社会的这些特征表明,尧舜时代已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酋邦理论比古典文化理论更能反映尧舜时代的特征,尧舜时代已处于酋邦晚期,但将尧舜时代称为族邦社会更符合中国的实情.     

从尧舜禅让到"以暴易暴"——读《史记·伯夷列传》

本文认为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 ,高度赞扬了尧舜时代人民本位的道路 ,大胆否定了夏启以来“以暴易暴”的王朝本位道路 ,并通过揭示后者对中国古代社会造成的危害 ,论证了司马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朱熹"十六字心诀"释义

朱熹人心道心问题是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朱熹从天理人欲 ,心统性情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体现了朱子哲学既重理性又重修养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