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书,是他的《文心雕龙注》的前身。《文心雕龙注》流传颇广,《文心雕龙讲疏》则知者甚少。从内容上看,《注》比《讲疏》丰富,注释的条数和内容增加,《讲疏》中已有的各篇下面的参考文字,在《注》中又颇多调整、增益;从体例上看,《讲疏》与《注》基本相同,只是注文安排地位有变化,《讲疏》的注文分插在各篇分段下面,《注》则注文与原文分列。《讲疏》卷首原有梁启超序文、范氏自序各一篇,其中梁启超序文未被收入《饮冰室文集》,亦未载入《文心雕龙注》,为世所罕见,具有参考价值。     

《文心雕龙》艺术想象论的层次结构

《文心雕龙》艺术想象论的层次结构曹章庆关于《文心雕龙》艺术想象的理论，王元化同志早在１９７９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就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如《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等，但事隔十多年，《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     

黄侃《诗品讲疏》探原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纂的《诗品讲疏》是现代《诗品》研究史上的一部知名之作,但学界对其整体内容和相关情况却知之甚少,迄今只能追溯到《文心雕龙札记》中所征引的个别片段.黄侃早年还发表过一篇《诗品笺》,在其身后所刊著述中并未收入,在诸多相关书录、年谱中也从未提及.通过覆核,可知其内容非常接近《诗品讲疏》的原貌,借此可以考察黄侃在研究《诗品》过程中的师承渊源、撰述宗旨、研究视角、个人趣味和教学方法等相关问题.黄侃原有笺疏《诗品》全书的计划,后因悔其少作及兴趣转移等原因而未能最终实现.即便如此,《诗品笺》仍然集中展现了黄侃在《诗品》研究方面的精辟见解,在现代《诗品》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文心雕龙》的物色论——刘勰论文学创作的主观与客观

《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是专门讨论文学创作中的人和自然关系的。文学创作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创作过程中主观和客观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文心雕龙》中对创作过程的主客观关系有过许多重要论述,如《物色》篇中讲的心和物关系,《明诗》、《诠赋》篇中讲的情和物关系,《神思》篇中讲的神和物关系,角度不尽相同,有的从整个创作过程讲,有的从艺术想象特点讲,物的概念也有宽窄之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是为了说明主客观有机统一的特点。关于“物”的概念,王元化同志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指出应该理解为“外境”和“万物”,这是正确的。不过,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文心雕龙》所讲“物”的含义是并不完全一致的。《物色》篇中的“物”主要是指自然事物,而《明诗》篇中的“物”则是     

2000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文对 2 0 0 0《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综述 ,包括 :2 0世纪“龙学”研究之回顾 ,新世纪“龙学”研究之展望 ;最新“龙学”研究成果之交流 ,如 :刘勰生平事迹考辨 ,《文心雕龙》文学、史学、哲学、美学思想之研究 ,《文心雕龙》创作论、文体论、批评论之研究 ,《文心雕龙》作意、渊源、影响、作用之研究 ,以及《文心雕龙》应用研究、学术史研究、方法论研究等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与整理国故运动——从范文澜的一篇佚文说起

范文澜1923年撰写的《文心雕龙讲疏》确乎与整理国故运动存在某种关联,但并非由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引发,从范氏1923年末在南开以"整理国故及其方法"为题的讲演及同期发表的几篇论文来看,梁启超欲在南开大学创办东方文化学院一事的影响更为直接。澄清这一史实,不但身为南开中学国文教员的范文澜为何对《文心雕龙》发生兴趣,《文心雕龙讲疏》一书为何会请梁启超作序,以及是书之编撰体例等问题,都可以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范文澜后来几部著作如《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之写作动机,南开大学文科大二国文之教学安排,乃至范文澜何时、为何尝试语体(白话)文写作等问题也可以重新认识。相应地,对于了解南开时期范文澜的思想变化、学术活动、职业生涯来说,此一发现无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材料,可补先前相关研究之缺失。     

“拟容取心”释

“拟容取心”一语,出自《文心雕龙》《比兴》篇的赞语中。对“拟容取心”的解释,长期以来,多以为是既描绘其外貌,又摄取其实质的意思。如1963年出版的,陆侃如、牟世金两位先生合著的《文心雕龙选译》(下),就已将“拟容取心”翻译作“比拟事物的外表,摄取其精神实质”。而首先把“拟容取心”作为“拟容取心说”来提出的,则是王元化先生的文章《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后收入《文心雕龙创作论》)。因此,要解释“拟容取心”的含义,还得从王元化先生的文章谈起。     

《文心雕龙创作论》版本考述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前后共出了五个版本。梳理这些版本,可以使我们对他宏阔的学术视闽、深厚的学术底蕴（纵横捭阖的恢弘气度）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全面了解和把握,并深刻认识一部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专著是如何百炼成铜的。这对当今学界浮躁的学风无疑是一剂良好的清醒剂。     

求实·争鸣·创新——评《公孙龙子论疏》

胡曲园、陈进坤同志的新著《公孙龙子论疏》(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国逻辑史方面的专著。《公孙龙子》向来被列为名家之学。它是中国名辩学(逻辑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历代有不少注本出现,但这些注本主要是从语言训诂方面对《公孙龙子》的字句加以注释,较少剖析其中的学术思想成就。现代学者多把《公孙龙子》当作哲学著作看待。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公孙龙子》进行专门研究、评注的著作,《论疏》应算第一。《论疏》把《公孙龙子》主要当作逻辑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来考察,这首先在观察角度或研究视野上就是一种突破或创新。《论疏》以     

乌斯宾斯基与艺术文本结构的视点研究

前苏联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Б.A.乌斯宾斯基对艺术文本结构所作的研究具有独到性。他从视点问题切入,通过对意识形态、空间-时间的特征描写、心理以及话语等多个层面视点的详尽分析,意在从结构建构的符号关系学角度强调不同层面上视点之间的联系,进而探讨艺术文本信息的形成和渊源关系。他的研究是动态的且突破了系统的藩篱,不仅为结构诗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而且体现了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思想。     

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变动时期.陶希圣在北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气氛中,鉴于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的空泛,在学术上调整思路,整装重发,创办<食货半月刊>[1],潜心收集史料,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但这一中国近代史学颇具意义的学术史却因诸种原因未被充分认识.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清儒研究《内经》的方法与成就

以人物为线索,对以小学为工具研究《内经》的诸家清懦分别条还。通过总结他们对《内经》的校勘、训信、音韵、文字的研究,展示其科学地研究《黄帝内经》这一古典医籍的概况,凸现其学术成就,彰明其治学方法。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之变迁

根据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化 ,可将 2 0世纪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历史考据和实证主义时期 ,时间大体从世纪初到 5 0年代初 ;第二阶段是庸俗的社会学模式 ,从 5 0年代后期到 70年代末 ;第三个阶段是多元发展时期 ,从 80年代到世纪末     

略论儒家伦理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以山西商人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在评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韦氏问题"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革命"地位以及先前研究在解释中国古代社会转型中所存在的缺陷,继而运用传统史料着重分析我国明清之际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内在联系,并以山西商人为个案加以论证.另外,还就此论题所体现的史学方法论和现实意义略加评论.     

关于土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本文针对土族族源讨论中的诸多问题,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民族理论、民族名称、方法论等六个方面对阴山达达—蒙古说进行反驳,认为不论从史实考证还是从民族学理论来说,该说都不能成立,由此反证吐谷浑说之正确。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对20世纪古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受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多以具体史实的叙述为主要目的,忽视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在方法论上,研究者多过分依赖文字考据和文献考证,而缺乏科学的比较研究。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当前史学研究深入展开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立科学的文化史学观,探索有效的比较研究方法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条有益途径。     

胡适的史学研究法再认识

对胡适有关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指出胡适在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历史的态度”这两大学术方法论基础上,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史学研究法,即:史料真伪的审定与整理、历史比较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传记与年谱的撰写和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