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民必先治官 治暴不如治权——与王学泰先生商榷

《社会科学论坛》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２期刊出了一篇题为“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警惕暴民意识”的文章,作者是王学泰。其中“暴民意识”一词引起了我的兴趣,原因正如作者所言,‘’近几十年来,理论界谈到‘民’似乎都要用褒义词,把‘暴’与‘民’联系起来,……是不能想像的”。 “谁是暴民？”“什么是暴民意识？”“为什么要警惕暴民意识？”通读全文,我发现王先生所言虽有精辟独到之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本文特提出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并就教于学界。 王先生说,那些“不怕天,不怕地,铤而走险,去争夺…     

再说暴民意识

我在《社会科学论坛》 (2000年第 2期 )发表了一篇随笔,名为《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 (下面简称：“从”文 )副标题是“警惕暴民意识”。我还把这篇六七千字的文章压缩为一千来字的短文,在《南方周末》“时事纵横”栏目上发表,直接名为《警惕暴民意识》。这两篇文章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些读者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以在 2000年《社会科学论坛》 8月号林章芹先生的文章《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权》观点最为鲜明,说理最为充分,在批评文章中颇有代表性,有些说法对我也很有启发。学术本属公器,讨论更是促进学术发展的…     

“美丽的错误”──文学创作的错觉心理

“美丽的错误”──文学创作的错觉心理金道行台湾女作家席慕蓉在一篇散文里写道，她在读初中时学会了那首著名的《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而她的父亲总是听成“长城外……”，以为是唱他的老家内蒙古，“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就特别地感动”。她...     

“雁阵北逝人字去,北雁南飞人又回”──胡义成著《人道悖歌》简评

“悖歌”一词，是《人道悖歌》作者胡义成研究员自造的，意在表示对人道主义歌颂中的保留和超越。细读《人道悖歌》一书（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我深深感到，对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唱“悖歌”，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大量论述作理论依据，有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新实践作评判标准，而且，作者的理论展述及其方法也确实使人心服：妙哉，人道悖歌！在中国，从孔门仁学开始；在西方，从启蒙运动以后，人道主义就成为人们常说常新的老“话头”。古今中外，五洲华夏，论述人道主义的书籍确可谓汗牛充栋，举不胜举。既然如此，胡先生何以…     

论《九歌》的戏剧性

《楚辞》里的《九歌》是古代楚国祭神的歌曲,经过屈原改写或删订。这是朱熹的说法,似可视为定论。《九歌》有十一篇,为什么称之为“九”呢?郭沫若说“九”“或许是‘纠’的意思”,较近实际。不过对于“纠”字,各家也有不同的看法:郭释为“缠绵宛转”;马茂元《楚辞选》则认为“是多数的意思”。我觉得“纠”是说明这种歌的性质,唱的人既多,内容又多变化,很复杂;“纠者,合也”,“纠”是“纠纷错杂”,“合”是“合沓”;“歌”自然是“唱”。唱的人既多,内容又很复杂,自然在情调上“缠绵宛转”的也有,激昂慷慨的也有;在分量上可能很长,中间有停歇,分     

对素质教育的辩证思考

对素质教育的辩证思考梁冲珍任何时代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都由社会存在所决定。马克思说，“不管是人们‘内在本性’，或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①又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     

《盘王歌》简析

<正> 《盘王歌》是粤北地区历史悠久、广为流传的一首勉语瑶族传统民歌,是瑶人“打幡拜王”时必唱的歌谣.由于瑶族法事仪式内容不完全相同,《盘王歌》分为“还大愿”用的三十六段歌词(名为“大歌”)和“还小愿”用的二十四段歌词(名为“小歌”或称细歌).两者歌词不同,但七段插曲基本相同.这首歌是由女歌手(俗称歌(女麻))专唱,随法事的进行结合其分段而唱,以娱神乐众.它反映了瑶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内容纯朴和富于想象力,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盘王歌》的产生和流传,与瑶族所处的山区自然环境、生产斗争、生活习俗,以及瑶族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密切相连.     

《小风波》与《余波》之间──析港英的所谓“民主自由”

近年来我在大陆发表的《新旗袍的小风波及“余波”》（《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年第2期）是由《小风波》与《余波》两文合成的。这两文于近二十年前曾先后在香港甲、乙两刊物发表；其间的学术“台前”与人事“幕后”有一段小插曲，颇值得公开给大家深思，好看出一点学术“花果”与人事“土壤”的关系。我国人的聪明才智决不低于任何民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国某些学术“花果”仍然未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重视，或是仍然未能赶得上他们，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清末时我国险被列强瓜分，记忆犹新；而当今我们仍要面对严峻…     

殉道者的人格之歌——论岑琦《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

一、殉道者与人格之歌的诞生 历尽坎坷的诗人岑琦,近几年连续出了三部长篇抒情诗:《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此二部以《闻一多之歌》为名,1986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雪峰之歌》(《载《江南》1988年第3期)。著名九叶派诗人之一唐湜在《岑琦的两支歌》(《闻一多之歌》一书之《代序》)中称《闻一多之歌》(以下简称《闻歌》)与《朱自清之歌》(以下简称《朱歌》)“是两位诗人斗士的颂歌,两篇崇高的悲剧”;我以为,《雪峰之歌》(以下简称《雪歌》)     

简介当前在“清官”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论战

吴晗同志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写了好多篇关于海瑞的文章,还编了一出叫《海瑞罢官》的戏,在这些文章和这出戏里,吴晗同志给明朝的一个大官海瑞,加工塑造了一个非常高大的“清官,形象,狂热地加以歌颂。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     

绮而有质、艳而有骨——初唐歌行略论

一 初唐时期,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便是歌行体篇什的大量涌现,形成了唐代歌行体诗发展的第一个洪峰。 “歌行”之名,由来既久。汉乐府歌诗便多以“歌”“行”名其篇什,如《降神歌》《天马歌》《饮马长城窟行》《东门行》等等。“歌”似乎多“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郊庙歌辞,“行”则多用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吟唱。后来演为歌行一体,不再有这种用途上的差异。歌行体诗,音节、格律、句式都较为自由解放。形式采取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纵横捭阖,富于变化。进而可言,歌行这种体裁,在诗歌诸体中是最活跃的、因此也最易于发展。“歌行”,在汉代是被之管弦、配以律吕的。“歌”自然是由人歌唱的,而“行”本身就是乐曲之意。所谓“行者,曲也”。     

别具一格的瑶族“信歌”

瑶族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有以歌代信的传统习俗。所谓“信歌”(亦称为“寄歌”“放歌”或“传歌”),就是用歌来写信,这在自称“勉”和“金门”的瑶族中尤为盛行。信歌在瑶族民间流传的历史相当久远,准确年代无可考。解放后所收集到的“信歌”,如《桃川信歌》写于清咸丰五年(1855),但它并非是最早的一首。许多流传于民间的“信歌”手抄本,大都不注明年代,可能是由于世代传抄遗漏所致。据《广西大瑶山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云,瑶族人民直接用汉文记录本民族历史,最迟是在明末清初,其方式多采用歌谣的形式叙述。由此看来,“信歌”作为口头创作产生的年代,自然要早于明清了。     

“歌永言”的“永”何解?

《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的“永”,就笔者所见,有两种注释:(一)永,长,“歌永言”,“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詠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页);(二)永,通“咏”(新版《辞海》上册第209页),声调抑扬地念诵,歌唱。《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咏”(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01页)。我认为,“歌永言”的“永”应作第二种解释,根据如下: (一)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詠其声也”。本书与《尧典》同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它把“永”引作“詠”,可见当时的人是把“永”解作“詠”。     

从包公形象看清官的历史作用

包公既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又是一个艺术典型。他们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別,而为官清廉刚正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对包公这个清官的评价,解放以来,几经反复,要算林彪、“四人帮”判得最“左”,他们一口咬定“清官比赃官更坏”。林彪、“四人帮”垮台了,人们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对古代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束缚和破坏。实事求是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重新评价包公及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又理所当然地提到议程上来了。     

伊州乐探微——哈密十二木卡姆的特色

唐宋时的伊州乐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体,尤其是歌舞配诗词歌唱的特色,更是深刻反映着这种水乳交融的情形。“新教小玉唱《伊州》”,“一曲《伊州》泪千行”,“双成揭调唱《伊州》”,“《伊州》误作《石州》声”……     

略论《苗族十二组主歌》的文化价值

《苗族十二组主歌》在川黔滇方言贵阳次方言西南土语的苗族当中广范流传,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在该苗语区,如在清镇、紫云、长顺、安顺、贵阳市花溪区等苗族同胞中,均把唱《主歌》当作一件最要紧的事,特别在为儿女缔结姻缘时,有称:“绕三年的场,不如唱一夜的歌”,这是一笔珍贵的苗族文化财富.《主歌》共十二组,除第二组仅一首外,其余均为上、下两阕,亦称十二排歌.由于苗族长期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主歌》一代代地口头传承下来,而保留着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这里,我们加深对于《主歌》的认识和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把苗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在现代社会产生的积极的时代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地统一起来.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论普米族《支萨·甲布》与藏族《格萨尔》的关系

云南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双月刊《山茶》1989年第4期,发表了由普米族歌手独几品初和阿格光布等演唱,由殷海涛(普米族)和杨增烈搜集整理的普米族英雄古歌《支萨·甲布》。这是一篇流传在云南省宁蒗县托甸、格瓦一带有较大价值的英雄古歌。此歌发表的整理稿共603行(序歌12行;正文分六节,583行;尾歌8行。)“序歌”中明确指出:主人公“支萨·甲布是普米族的儿子;支萨·甲布是普米族的英雄。”这位英雄的事迹,“像一颗发光的宝石,永远闪亮在普米人的心中。”歌颂这位古代英雄的《支萨·甲布》,是普米族人民用自己的艺术才能在漫长岁月里创造出来的。通观《支萨·甲布》这篇作品,可以看出它是民族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见证。为了证实这一事实,本文根据见到的有关资料,特作一比较,如有不当,请读者赐教。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基本功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存在于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对国家权力配置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主观认识和反映。其基本范畴，是以服从和服务于皇权专制制度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皇权至尊观念与圣主期盼意识、民本理念与“子民”意识、吏治思想与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和崇祖意识、     

论《左传》作者叙事写人的家族意识

论《左传》作者叙事写人的家族意识白显鹏从古至今，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左传》的文学性，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尤其是关于《左传》人物描写方面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可是，从以往的研究情况来看，人们或是注重单个人物的分析，或是根据人物类型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