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的史学贡献

<正>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和政客。他一生奔波于“亦官亦学”之间,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锋开始,到台湾大学校长为止,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却又时常议论政治,卷入政潮,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志向不停地求索奋斗。然而,他毕竟主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评论以及教育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大。本文专门论述傅斯年的史学贡献,至于其史学理论和方法则留待另文再述。由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最大特点是既长治事又善治学,所以他的史学贡献既包括他在学术行政方面的工作成绩,又包括他本人的史学研究成果。     

傅斯年的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傅斯年作为一名激进先锋的现代知识分子,其语言思想包含两个方面:语言是工具,好用就行;语言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资源,需保存记录并加以研究.傅斯年的语言观是合乎时代思潮的,它的当代意义就是启发我们要联系实际不断更新语言观.文章还澄清了历史语境下有关傅斯年的一些误解,指出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原傅斯年的本真面目.     

学界荐书

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本书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陆对他的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能弥补这一遗憾。此书将傅斯年(1895-1950)置放于1896到1950年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动荡的时代,在多种两难选择(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等)的尴尬困境中"一团矛盾"的存在样态。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贡献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贡献张书学傅斯年是我国现代学术界一位富有个性的学者。他终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方面，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曾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抗日战争期间他奔走呼号，痛斥汉奸，和各种破坏抗战的行为作斗争；带头驱逐孔祥熙、宋...     

论傅斯年的“新潮”文化思想

傅斯年的“新潮”文化思想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倡导汉语改用拼音文字、致力改造国民劣根性等三个方面 ,可以勾勒出他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脉络。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2004年,我们将在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故乡聊城,纪念20世纪我国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先生.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体系

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是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是开创新局面的需要,势在必行。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的重大问题。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否则就不成为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也应该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体系可分为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三部分。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哲学、政治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一是树立思想政治工作新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二是畅通思想政治工作渠道,突出实效性;三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做到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