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城市低龄男性老人的角色转换和家庭再融入

在我国,男性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生活中一直都扮演着"支柱"的角色,展现以强者的姿态。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男性较之于女性在人生各个时期所要承受的更多更大的压力。本文以城市低龄男性老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社会角色转换的描述和分析展现出低龄男性老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进一步讨论了他们的社会参与问题,尤其是家庭再融入。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

基于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城镇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具有“女性为主,男性为辅”的特征。研究表明,经济依赖关系、工作时间、性别角色观念均显著地影响着两性的家务分工,但其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对于男性而言,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作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这些要素均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男性家务劳动的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的依赖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非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色观念也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这一特征揭示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期待交互影响的形塑作用。     

甘南牧区藏族女性婚姻家庭角色的现状分析——以碌曲县实证调研为例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中国经济发展之迅猛带动了社会多方面的巨大变化。甘南藏区也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此影响下,甘南藏族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于传统社会时有了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通过对甘南藏族女性家庭角色现状的基本特征进行研究,为中国开展甘南藏族女性工作提供参考,从而便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析城市低龄男性老人的角色转换和家庭再融入

在我国,男性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生活中一直都扮演着支柱的角色,展现以强者的姿态。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男性较之于女性在人生各个时期所要承受的更多更大的压力。本文以城市低龄男性老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社会角色转换的描述和分析展现出低龄男性老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进一步讨论了他们的社会参与问题,尤其是家庭再融入。     

影响城市婚姻家庭稳定的社会因素研究

当前中国城市离婚率持续升高、婚姻稳定性下降,婚姻家庭的不稳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面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制定更为适宜的婚姻政策及其他社会政策、加强婚姻指导、重视婚姻家庭模式研究、不断推进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     

“直男癌”背后的性别秩序伤害了谁?

正当男性除了对女性身体外在进行规训外,还要求女性恪守传统男尊女卑的行为准则,要求女性服从男性权力的时候,就演变成了一种"癌"。在传统男女性别关系中,多数男性活在男尊女卑的权力和荣耀之中,"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女人只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然而在社会全方位的进程中,女性从家庭的束缚中走向社会,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思想意识层面都逐渐崛起,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明白自己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可众多男性的思想还没有从传统的权力喜悦中     

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以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为切入点

当前中国家庭研究范式出现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家庭"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家庭经济生活角度切入,通过勾勒农村居民评价私房钱的道德框架,讨论中国农村家庭仍然是在"核心化"轨迹上还是走向了"个体化"。研究发现,私房钱的来源、数额及用途,家庭经济控制情况和亲密关系状况是村民评价私房钱道德与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都被包含在"个体/家庭"框架下,其中是否影响核心家庭的财产安全和生计安全构成私房钱道德评价的核心标准。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核心化"而非"个体化"。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决定因素

本文利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铁农村实态惯行调查数据,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的根源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劳动参与在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的土地财产数量增加0.3%。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作用在南北方存在巨大差异,女性劳动参与仅对南方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具有重要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增加0.2%。本文认为,南北方地理禀赋所导致的农户经济结构差异是女性的经济贡献存在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的地区差异及其根源,也对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     

东亚福利体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的比较分析

在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下,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在儿童照顾领域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福利态度.利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 2012年的数据,对东亚国家社会成员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进行判断,从国家与个人特征两个层面分析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到有限的儿童照顾政策影响,东亚福利体制国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总体倾向于家庭化,由韩国、日本到中国家庭化程度逐步加深.儿童照顾福利态度更多受到个人特征影响.性别、城乡与劳动力市场因素是影响中国、日本与韩国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的主要差异点.日本与韩国女性的不利地位使得处于育儿阶段的女性期待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儿童照顾支持,快速城市化使中国的大城市居民对儿童照顾支持有着更高的期待,隔代育儿的传统则使中国的就业者与育儿阶段的女性能够从家庭获得更多帮助.     

浅析老年女性个案工作的方法与技巧

在老龄化进程中,老年妇女问题在老年问题中慢慢凸显,她们承受着性别与年龄的双重歧视,生活质量普遍比男性老人低。笔者拟从社会工作和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老年女性个案工作的方法与技巧,以帮助老年女性树立新的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充分享受晚年生活。     

浅析老年女性个案工作的方法与技巧

在老龄化进程中，老年妇女问题在老年问题中慢慢凸显，她们承受着性别与年龄的双重歧视，生活质量普遍比男性老人低。笔者拟从社会工作和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老年女性个案工作的方法与技巧，以帮助老年女性树立新的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充分享受晚年生活。     

社会性别的再生产:家务和瑞典儿童对家庭中性别平等的态度

儿童通过观察他们的父母而获得对于如何组织家庭生活的第一印象.作为观察结果,多数儿童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将"男性"的和"女性"的家务劳动概念化了.成人之间的通常是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对于家庭内的社会性别的构建至关重要.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国城乡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与绝对收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地帮助她们减少家务劳动时间。此外,本文检验了女性的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在城乡与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可以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而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劳动。通过将调查数据与市级统计数据匹配,本文进一步发现,在农村地区,现代化水平的不同会造成女性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影响的地区差异。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女性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的议价能力较强,而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议价能力更容易受到限制。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     

自由抑或压迫:论离婚法与女性地位的变迁——基于女性主义视角

自19世纪末女性主义在西方兴起以来,始终关注婚姻家庭制度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影响,认为父权制家庭结构导致了男性领域和女性领域的具体化以及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加剧。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女性主义重在思考法律对女性地位的建构作用,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眼里甚至被视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之一。从女性主义视角历时性地考察我国离婚法与女性地位变迁的关系,探讨1950年婚姻法中离婚自由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中破裂主义兼采有责主义的离婚原则及2001年婚姻法中有关离婚赔偿的条款对各时段女性地位的影响,将会发现离婚法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女性解放和对女性的保护,但是并未改变压迫女性的性别权力结构,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最终屈服于男性利益,因此,以自由为起点的离婚法最终走向其反面成为压迫女性的工具。     

浙江省老年人收入状况的性别差异

我省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明显存在着性别差异.表现在:离退休金水平、不从事社会劳动的人数比例、离退休金以外其他各项收入状况、各项收入均值、全年总收入状况、银行存款状况、接受帮助状况以及主要生活来源状况等等方面.这些方面均反映出:女性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在经济生活的自立性、独立性上远远弱势于男性老年人,而在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经济依赖程度上则远远高于同地域的男性老年人.     

欧洲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析

加入劳动力市场是社会参与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对女性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描述和比较了欧洲几个主要经济国家中这一社会经济层面的状况，并从一些新的角度对影响妇女就业比率和形式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三方面包括：国家对妇女经济生活的影响；妇女就业形式及其社会意义；在职业性别分层中组织与制度因素的影响。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劳动分工视域下的陪读母亲——关于M镇高中陪读现象的分析（英文）

在现代社会,身处不同阶层的女性家长都卷入以教育参与建构母亲身份的过程中。但是不同阶层的母亲却有不同的行动方式。在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中,普通劳动家庭的母亲迁居学校附近,照料面临高考的子女,并在陪读劳动中建构其"陪读母亲"身份。本研究以典型的高考陪读群落聚居地M镇的陪读母亲为研究对象,从性别和阶层视角结构化地分析"陪读母亲"的教育劳动及生产关系特征。"陪读母亲"的教育劳动是家庭性别分工下新的"家务劳动"。从分工内容看,母亲们的服侍子女生活的陪读劳动属于学校教育劳动分工链溢出的"低端"劳作。一方面,由于缺乏文化资本,家长与学校的关系是"陪"与"服从",另一方面,她们自觉远离"素质教育",与学校有效的"应试教育"形成有机配合;传统"望子成龙"和现代"儿童本位"养育观联合塑造了陪读母亲配合学校教育的服务型母亲形象。陪读,既是在当前教育与社会劳动分工下中下层女性家长不得不以"照料子女生活"的方式参与的教育劳动,又是中国劳动阶层母亲为争取子女教育成功所做出的能动的、理性的行动策略。     

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