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电子监听的立法构想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某些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侦查措施,电子监听在司法实践中的出现和立法上的确认都是必然的。我国在侦查实践中虽已广泛采用了这一技术侦查措施,但在立法上还是一个空白;我国电子监听的立法模式、适用范围、具体实施程序等问题应尽快在立法中明确。     

完善我国电子监听的法律规范

电子监听作为一种技术侦查措施,在犯罪行为日渐组织化、智能化、隐密化的当代,已为世界各国侦查机关广泛应用.由于电子监听措施本身固有的隐密性、强制性、技术性等特征,极易侵犯监听对象的通讯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各国均通过立法对电子监听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而我国有关电子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旨在构建我国的电子监听法律体系,在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个人权益之间寻求最佳的契合点.     

论监听作为取证手段的法律问题

监听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监听也是一把双刃剑,如对监听不加任何限制的采用又会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各国大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我国虽然在侦查实践中对监听措施经常采用,但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规范监听立法及在证据效力上对其正确定位业已成为改革与完善侦查措施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的当务之急。     

对监听的重新认识

考察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侦查实践,会发现监听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我国古代就有依靠自然感官进行监听的案例。目前学界对监听概念的认识并不全面,没有廓清监听的全貌,与客观实际不符。监听是强制侦查行为,本质是秘密听取他人的谈话信息,并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否则就会挂一漏万。科学地界定监听的概念和性质是实现监听立法的逻辑起点,也是对监听进行合理规制,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相平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监听记录证据效力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监听这一侦查手段正越来越被广泛运用,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监听也严重侵犯着公民的隐私权。长期以来,我国的监听立法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理论界对监听记录是否具有证据效力也存在着不同看法,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监听这一侦查手段的运用。研究监听记录的证据效力,就在于解决司法人员在实施监听过程中面临的证据困惑,以达到进一步规范监听侦查行为之目的。     

论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

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并没有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认,学术届对此亦缺乏统一的观点和认识.而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在刑事侦查措施的具体运用上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与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立法的改革与完善相适应.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刑事侦查的比例原则、保守秘密与适度公开相结合的原则、任意侦查原则为主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原则和侦查独立原则.     

论秘密监听证据能力

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具备证据能力的法理性.如果通话一方具有一定的合理隐私期待,则侦查机关必须在合法监听下取得的证据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如果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监听令状载明的犯罪嫌疑人之外的第三人所为,只有在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可以监听的犯罪种类的情况下,该证据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如果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完全无关第三人所为,则该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我国实行侦查公开之考量

侦查公开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国际准则,早已为联合国文件所确认。我国不仅具有实行侦查公开的必要性,而且已具备实行侦查公开的基础条件。但要真正实现侦查公开,还须做进一步的努力。应按照国际刑事诉讼准则的要求,在立足本国实际情况的同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通过修订立法确立自己的侦查公开制度。     

非法监听与证据排除

从程序正义的视角加以解读,非法监听主要有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他案监听、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等表现形式.其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与他案监听系两种典型的非法监听行为,其所获资料应予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在程序上也存在瑕疵,其所获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非法监听与证据排除

从程序正义的视角加以解读，非法监听主要有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他案监听、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等表现形式。其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与他案监听系两种典型的非法监听行为，其所获资料应予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在程序上也存在瑕疵，其所获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诱惑侦查刍议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进行立法确认,但在实践中却被广泛运用,其存在和运用引发了颇多的争议。诱惑侦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使用应当审慎,应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促使其纳入法治化轨道。     

论监听措施的法治化

监听作为一种先进的科技侦察手段,越来越受到各国犯罪侦察部门的重视。用立法形式严格规范监听制度是防止监听侵犯人权的有效措施,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以构建我国本土化的监听制度,正确处理侦察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矛盾。     

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与重构——以刑事侦讯为视角

从刑事侦讯的角度来看,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侦查程序本身的线性结构所产生的被追诉方地位的极度弱化,以及基本的程序性制约和交涉与互动机制的缺失;第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侦查任务性和工具性的要求,没有体现侦查活动制约与控制的精神;第三,在侦查行为的定性、立法样式和相互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为此,可从以下方面考虑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首先,侦查程序的构造应具有交涉与互动以及程序性抑制的基本特征;第二,将侦查法定原则、侦查比例原则和侦查的制约与控制原则作为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第三,在侦查程序的归类、侦查行为的方式以及侦查程序内容的顺序安排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论侦查行为的实施原则

侦查行为就其固有性质而言,不可避免的会对个人的人身自由或其他人权造成一定程度的侵害,法律必须对侦查行为的实施进行必要的规制。当前世界各国立法也普遍要求侦查机关在实施侦查行为时必须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本文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立法,指出侦查行为应坚持任意侦查原则、比例原则、合法原则、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和效率原则。     

授权有余、制约不足——刑诉法技术侦查规定之评析

2012年3月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对技术侦查的适用、执行等问题进行了规定,这一立法意义重大。新刑诉法在基本法层面上为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提升了技术侦查的立法位阶;解决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     

试论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完善——以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技术侦查是特殊侦查的一种重要类型。由于我国技术侦查立法相对滞后，特别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因而技术侦查亟待新的立法规范。本文从技术侦查的原则、范国、救济制度等视角，探讨了不断完善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监听立法溯源

20世纪初以来,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法制国家和地区相继对监听予以立法,以解决二者的冲突。回溯这些法制国家和地区监听立法的起源,有助于深入了解监听立法的社会背景和它本身曲折渐进的过程,对我国的监听立法同样有借鉴作用。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搜查措施之理论反思

我国有证搜查还处于内部控制、自我约束和事后监督的阶段。被搜查者的合法权利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侦查人员搜查的文明程度。而无证搜查立法的拘谨与侦查实践的现实需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我国搜查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搜查措施对侦查机关的规范和约束力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对被搜查者权利的保障仍有所不足。我国不仅需要完善有证搜查制度,而且更需要建立和规范以同意搜查为核心的无证搜查制度,以追随刑事诉讼现代化之步伐,实现法治中国之梦想。     

论卧底侦查所获证据之证据能力

域外各国立法与司法均承认卧底侦查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其共同原因在于卧底侦查付出的昂贵代价与证据本身的高价值性。在保障人权与侦查利益之间,域外各国通过各自的途径做出了倾向于惩罚犯罪与维护侦查利益的选择。我国宜以立法的方式解决卧底侦查所获证据之证据能力的问题。具体说来,可以采纳卷宗记录主义,将卧底秘密侦查情形完全记录于侦查卷宗。借鉴吸收德国的"证据转化"方法,以"二次替代"的方式解决卧底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同时配合"侦查三段论"改造,以侦查开启刑事诉讼程序,以保证卧底侦查所获证据被纳入到刑事诉讼范围之内。     

监听的法律规制研究

监听是一种特殊的侦查行为,也是一柄"双刃剑",既能有效地获取犯罪证据,查缉犯罪嫌疑人,又极容易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和隐私权,因此,在确立监听合法地位的同时,应当从监听的适用范围、条件、权限、程序以及监听结果的使用等方面,对监听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