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嵩焘的先知先觉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是和“曾左彭胡”一道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虽然他的官运间阅远不及“曾文正”、“左文襄”之显赫，也跟与他一同被诏出山、　生出身的曾国荃相差悬殊；但他的先知先觉，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却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人，更是“曾左彭胡”儒家正统思想派所不能同日而语的。郭嵩焘的先知先觉，集中到十点，就是他通知夷情、明辨本末，第一个提出学习西方应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见解不仅超越了成、同时期大多数洋务派人物的水平，而且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路…     

郭嵩焘与"夫人外交"

郭嵩焘于1878年6月19日在英国伦敦以如夫人梁氏的名义举行了盛大茶会,这是中国开展"夫人外交"的开始.郭嵩焘之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夫人外交",其原因一是出于外交礼仪而回请西方各国官员,再一是他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认识.但是,郭嵩焘的行为却受到了清朝守旧派官员和国内舆论的攻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郭嵩焘的晚年思想

作为支持洋务运动最早的一批人士之一,郭嵩焘一直思索着中国的根本出路。晚年的他看到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没有使中国有多少起色,开始严厉指责洋务运动的弊端。他提出富强之本应是“人心风俗、纪纲法度”,企图从人心入手,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郭嵩焘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者,他赞美西方,绝非想把中国变成西方,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内部弊端。在他看来,西方的制度所包含着的实质精神(如求实、便民等)与中国的圣人之教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赞美和对中国现状的抨击,力图重建秦汉以来失落几千年的真正的儒家圣人之治。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近二十年对郭嵩焘与国际法问题研究综述

郭嵩焘是洋务运动的先驱、时代的叛逆者,察事敏锐,世务洞明,往往能抒陈己见,“其谈海外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①,是一位具有独到眼光与大胆开拓精神的先声人物。因此,自“1892年,即郭嵩焘去世的第二年,其遗稿就由王先谦等人编为《养知书屋遗集》刊行”②,史学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略论近代外交家张荫桓对西方文明的考察

张荫桓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认真考察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详细撰写的出使日记,是国人了解西方的宝贵资料.在晚清时期出使西方的官员中,张荫恒通过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当时国人关于西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开眼看世界与郭嵩焘的教育思想

郭嵩焘是晚清首任驻外公使、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走向世界的先驱者。本文以西学东渐与郭嵩煮开眼看世界为线索,系统论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郭嵩焘在对近代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借鉴中,洞察到了教育在提高民族素质以及一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他不畏清议,极力主张经世致用,“用夷变夏”,全方位效法泰西,用“实学”取代“虚学”。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先驱者地位是无法抹煞的。     

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巨著——谈郭嵩焘日记

一清代日记留存于今,以长篇巨著称誉于学林者,何止百数,而长达二百万字以上者,允推郭嵩焘日记。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关系至密。咸丰初,助建湘军。同治二年,署广东巡抚。光绪元年,任兵部侍郎,充出使英国大臣,旋兼驻法国大臣,主学习西方科技,蔚为国用。     

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比较观

近代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郭嵩焘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冯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里就说过:西人“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冯桂芬是看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郭嵩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则在广度、深度乃至意识的清醒上远远超出冯桂芬。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独具特色,今天回过头去看,也颇觉耐人寻味。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郭嵩焘出使期间与上野景范的交往

因“马嘉理案”,郭嵩焘被清廷作为首任驻外大使派往英国;在出使期间郭嵩焘与日本驻英公使上野景范等人进行了大量的交流,通过交往他对当时日本国内改革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郭嵩焘“异域书写”的价值逸出及认同转换

郭嵩焘是近代第一个驻西公使,他的《使西纪程》等＂异域书写＂激起当时士大夫的公愤,颇滋物议。实际上,语言的出格和态度上的偏向并非是郭嵩焘被合力推倒的真正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郭嵩焘新的＂本末＂及＂道器＂观逸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对西方强势与优越文明的描述中初步呈现出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心理闸门。而郭嵩焘之所以能承担这个角色,除了客观条件外,他＂尚真尊诚＂的个性、湖湘文化务实和进取精神对他的熏陶都是重要因素。     

中国思想文化及语言文字之西传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输出“逆差”极大,致使许多人只知西方文化对中国会产生的影响,而忽视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其实,中国文化对西方的渗透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语言方面对西方文明的进程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运用追溯性研究方法对中国思想文化及语言文字西传之途径进行了探寻,旨在印证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论郭嵩焘世界意识的产生形成

郭嵩焘的主张对外开放 ,主张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同时更应学习其“朝廷政教”和“人心风俗”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超前而又独具特色的世界意识 ,值得后人加以总结借鉴。其世界意识产生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视“变局”为“机遇”的独特性 ,成为郭氏主动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寻求改变中国现状之方式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了解获取西学的多样性和广阔性 ,成为郭氏主动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从整体上抉择西方文化的主要途径。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超前思考--论郭嵩焘学习西方的"本末"观

郭嵩焘是清代封建士大夫阶层中首先转向西方寻找真理并开始探索近代化道路的先行者之一.他的独具特色的向西方学习的"本末"观,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其他洋务派人物的思想水平,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先导.他的思想表达了他深层的爱国情怀与追求真理的巨大勇气.     

毛泽东对杨昌济知行观的继承、超越和《实践论》的发表

(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宋时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十分眼膺,《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十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位人物。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认为“不重学问,不知学问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大,则危险愈大。”[1]而“知”的重要性就在于指导“行”,“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因此,在杨昌济看来,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文明观与国际秩序转型

百年变局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为回应以“文明冲突”为代表的新冷战思潮,破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困境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范式超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狭历史叙事,突破了“普世价值论”的话语陷阱和西方文明冲突的谬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在西式文明观再次将世界引向意识形态对抗危险陷阱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明观阐释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秩序重构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