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学介入政治──兼及何其芳现象

本文通过何其芳现象，探讨了文学丧失主体性的真正原因。认为在政治不放弃“关心”文学和塑造生活及灵魂的情况下，疏离政治便从本质上放弃了文学；而发展文学的唯一途径是作家“独立地介入政治”，即积极干预政治层面下的意识层面。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 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 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１９７０年代之前的金 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 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 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文学的民族特点及其稳定性与变异性

什么是文学的民族特点?迄今看法仍较分歧。我想,文学的民族特点应当是:第一,它是某一民族文学所特有的。假如某一文学现象在这个民族的文学中有,在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中也有,它也就不成其为“特点”了。第二,任何一种文学民族特点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一定是在该民族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该民族一定历     

从政治觉醒走向文学反思——关于1980年前后当代文学的历史重释

1980年前后,主流政治文化成为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生产语境的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各种文学现象和作品生成的主要驱动力量。所谓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事同一体的文学现象,只是由于后设的理论研究需要,才把一个统一的文学现象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事实上,它们都是以政治理性回顾、反思历史左倾错误,以之探讨新的社会发展可能和文学发展可能。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     

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中)

伊莱恩·肖沃尔特 伊莱恩·肖沃尔特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之一,因此,她的理论见解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下面我想考察一下她关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两篇论文,《走向女权主义诗学》<1979年)和《荒野中的女权主义批评》(1981年)。 在第一篇论文里,肖沃尔特把女权主义批评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把妇女作为读者来考察,肖沃尔特称之为“女权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第二种类型是把妇女作为作家来考察,肖沃尔特称之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女权主义批判”探讨男作家的作品,肖沃尔特告诉我们,这种类型的批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探索文学现象的意识形态臆说”。然而,这种批评运用“怀疑论”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文本,似乎与肖沃尔特第二种类型的批评完全不同,因为在“女性批评”的基本活动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女性艺术创造的心理动力”和“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发现了“妇女文学的历史、     

至诚之声 先觉之声——鲁迅前期浪漫主义

本文从理论探讨和文学实践两个方面,考察鲁迅前期浪漫主义精神探索的独特性,指出:作为伟大思想文化先驱的鲁迅,是立于思想文化高度进行浪漫主义精神探索的;他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化现象和社会文化意识来把握,以“立人”为探索起点和目的,在理论上建立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在文学实践中创造了思想文化型浪漫主义文学;他的这一探索在思想文化层次上体现了近代与五四“人的自觉”精神和民族新文化方向。     

严格区分荤歌与黄歌的界线

长期以来,为为葷歌和黄歌都 以性为表现内容,所以,人们视它们为五物,打入禁区,殊不知,他们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众所周知,对于“性”,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表现,而在于如何去写,如何去表现。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作为民间文学之一种的民歌将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性现象纳入自己的表现范围,是理智对社会存在的一种认知,是符合文学规律的正常现象,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侄是那些完全摒除“性”的纯洁文学”才令人咋舌。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从一个新角度看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的两种方式(续《灵谿词说》之五)

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常常喜欢用政治和道德的尺寸来衡量文学作品。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一种文学体式从兴起时就突破了这个规范,它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完全是一个例外。这种文学体式就是唐五代的令词。 词,就是歌词。它本来流行于市井里巷之间。文士们觉得它的曲调很美但文词不美,于是就自己下手来填词。后来有人把他们的词编选了一个集子,这就是我国最早的词集——《花间集》。西方把这本词集的名字译为“在花丛里唱的歌”。这名字很美,而且名副其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诗性结构的先期发育

在“水浒文学”发育史上,元代水浒杂剧把《宣和遗事》“反叛”与“忠义”之间的外在矛盾对立内化为宋江的身世、行迹及性格特征,对《宣和遗事》一带而过的梁山泊及好汉群象从故事情节及思想意蕴方面做了创造性的拓展,还提炼出了“替天行道”这一体现元代下层民众之政治文化理想的哲学理念,这一作品群是中国文学谱系当中一个有着自组织系统的文学现象,是《水浒传》先在诗性结构历时发育过程中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阶段。     

对话--文学的存在方式

传统的文学本体论往往把文学当作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来看待 ,试图寻找文学某种稳定的本质特征 ,回答“文学是什么” ,把文学的某一属性当作文学的本体 ,模仿说、表现说、形式说所走的都是这一路子。本文认为 ,传统文学本体论提问的方式是错误的 ,不应该追问“文学是什么” ,而应该追问“文学如何存在”。从这一角度看 ,文学就是人类的一种对话方式 ,是作者和读者以文本为核心进行的心灵交流。这一对话是双向逆反的过程 ,并且包含了各种复杂的对话机制     

借鉴与融合——新时期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

“新时期文学”的上限国内一般没有争论,一致公认刘心武的《班主任》(1978)可以代表“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新时期文学”的下限尚无定论。本文把“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区间定在1978年至1986年。原因有二:一是“新时期”本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词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使用后,随即在全国各行各业(包括文艺界)中流行开来。1987年后这个词在政治文件中便     

略论鲁迅的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不愧是“中国的高尔基”。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研究蔚然成风。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学”(《红楼梦》研究)是文学研究者的“热门”,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学”(鲁迅研究,我袭用“红学”之说,称“鲁学”,也算是名正言顺吧)同样是文学研究者的“抢手货”。“红学”“鲁学”都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放射出来的两道金光。而“鲁学”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既多且精,超过了“红学”,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寻求文道关系的平衡——唐古文运动和明前后七子复古比较观照

从文道关系看,中国古代文学受不同时期社会主导思潮的影响,呈现出由重道或重文引起的文坛风气左右摇摆的现象。尽管更多的时候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文学理念和实践,但是,“文质彬彬”的文学范式始终是传统儒家自觉或不自觉维护和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如果把这一目标作为一个标准,从“文胜”或“质(道)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或新变,则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实质上是在寻求、维护这一理想范式的宗旨下进行的以弘扬古典为创新模式的文学革新运动;如果说唐代古文运动旨在让日益衰微的儒道回归文学,目的在于纠“文胜”之“左”,明代前后七子则在于反“道胜”之“右”——力图摆脱过度强化的理学对“文”的排斥和异化。     

析康德哲学中现象与物自体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本文对于康德哲学中的“现象”与“物自体”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作了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作者认为,康德哲学的先验论,是为了论证感觉经验的系统性与必然性。因此,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先验论为前提的现象主义,也即是把认识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的经验主义。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