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治学的几点心得

最近有编辑约我谈谈生平治学感悟.我认为,一个人要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必须要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根据我生平长期治学的经验,我觉得主观和客观条件各有三条.     

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

《学术月刊》编辑部要组织一次关于孔子问题的笔谈会,邀我参加,自己因为健康、时间和水平等等关系,始终有点躇踌;现在催稿时间紧迫,只好作为随笔式的谈谈。第一,我觉得讨论孔子问题,首先要注意史料问题;这就是说,首先要区别哪些史料可信、可用,哪些史料不可信、不可用。     

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

<正> 《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们,到我这里来说,要在《文史哲》开辟一个专栏,专门谈说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很需要,很及时。主要是要求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谈,青年人也可参加,甚至学生也可以参加,交流经验,越多越好。我认为这一专栏,应当采取随笔和漫谈的方式,使人们有兴趣来看,也有兴趣来写,要灵活些,不要太严肃,太呆板了。作学问,要费功力,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但如何求得治学的门径和方法,也很重要。最近几年来,接触一些年青人,有的人也很努力,读的书也不     

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学习哲学的一点体会

<正> 《文史哲》的同志要我谈谈怎样治学,我感到很为难,我还站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在摸索,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但编者一再嘱咐我写一点,并说对象可定为大学生与哲学爱好者,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教员,谈一点体会吧。我们研究哲学象研究其它科学一样,必须热爱它。一些人认为数学很枯燥乏味,但在数学家眼里,数学远比小说、戏剧动人有趣。哲学也是     

谈谈《周易》辩证法问题

辩证法这个词不是中国固有的,大概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是谁首先用辩证法解释《周易》,我不知道。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东北中学教书。由于长沙大火,学校从湖南邵阳桃花坪迁到四川威远县静宁寺。在迁校途中,我从开明书店买了几本新理论书。其中有博洽德的《通俗资本论》,有傅子东译的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等。这时我学《易经》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问题怎么也不明白。直到我读了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附录里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才觉得有些问题可以解决了。     

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

<正> 《文史哲》编辑部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让我谈谈个人的治学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经验。这实在很不敢当。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在教学、科研等部门工作,终觉得忙忙碌碌,没有认真地坐下来,安心读书,学殖荒落,乏善足陈,但又不可重违编者的雅嘱。所以,只好不怕丑陋,写出来,聊供参考。我出生于大动荡的一九一一年,这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一年。可是,天下并没有就此太平下来,接着发生袁世凯帝制自为、护法战争、军阀混战。而日本又乘欧洲大战之机,加紧侵略我国,促使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些事情连三接四而来,这不能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痕迹,其惟一的效果,就是养成我早年每日阅读报纸的习     

我的选择

<正> 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约我写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推而又拖,迄今四年,仍然难却。我之所以推、拖,是因为第一,我自省确乎很少值得认真谈论的所谓“经验”;第二,关于谈经验已经写过了。《书林》杂志上就发了两篇,还有一些“访问记”之类。不过现在既已提笔,只好硬着头皮再写一点。讲过的不再重复,下面结合自己谈谈选择问题。在人生道路上,偶然性非常之多。经常一个偶然的机缘,便可以影响、制约、决定相当一段时期甚至整个一生的发展前途。因之,一般说来,如何在面临各种偶然性和可能     

治学漫谈

<正> 研究生入校,希望我谈谈学习方法,为此谈了一点意见。《文史哲》编辑同志一再催索治学方面的文章,推却不过,只得请钱振纲同志根据笔记整理如下,不当处殷盼同志们指正。我们今天讲治学,也要注意讲点辩证的方法,注意防止某种片面性。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治学也不例外,如博与专、学与思、学与用等都是治学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些关系处理不当,就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如能根据不同情况,自觉地维持这些关系的合理平衡,尽可能找出调节这些矛盾关系的黄金分割点,大家就肯定会节约时间和精力,提高治学效率。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我们不妨分别来谈一谈。     

浓郁醇厚 严谨缜密——读《吕坤年谱》

近日重读郑涵同志所著的《吕坤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总觉得这是一本颇具价值的好书。以内容言,它浓郁醇厚,内涵达到了饱和的地步;就编纂之法而论,严谨缜密,深得撰史门道。读后,对于我的学问见识,治学属文,裨益良多。 《年谱》的浓缩度极高。它仅十一万多言,但举凡谱主吕坤之行年、治学、著述、仕历、实绩、政见、思想、交游、出处等,皆详备无遗。读后,不但对吕坤其人有一个明晰的、确确实实的认识,而且对于有志更进一步     

冯沅君先生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要我谈谈冯沅君先生的治学方法,我感到颇为难。我从先生学,说起来时间不算短,正好二十年。但这二十年里,先生主要的精力用到教育、辅导我们这一批根柢甚浅的青年学习上,先生一向谦虚,从不以自己之所长自诩,再加上我秉性粗疏、愚钝,体会不深,所以不敢妄自臆说。近来检读先生遗留的文字,除历年的讲义、诗词手稿外,还有部分装订成册的笔记,扉页均有题签,如《媛庐读词》、《媛庐读曲》、《己卯从录》、《涪滨余录》、《辽海杂录》等。捧读过后,感佩之余,略有所悟,虽云管窥蠡测,岂能见天海之一隅,但也可以写了出来,作为个人学步的准则,或者对为学者不无裨益。     

关于练基本功

<正> 近数年来,屡承《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约写谈治学经验的稿子,之所以迟至万难推却的时候才勉强动笔,是有难言之苦的。认真治过几十年学,才会有治学经验可供别人借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我呢?五七年以后,就被当作“厚古薄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断批判;“深刻检查”尚难过关,哪敢治学!“文革”将开始,又因曾经论述     

孔子审美感受的三种境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释解

<正>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载于《论语·泰伯》篇,它与上下文都没什么内在的联系,所以蔡尚思先生在《孔子思想体系》一书中说:“乍看起来,这三句话有点没头没脑,因而法家有种种不同解释。”这很符合实际。但一般认为,孔子在这里是说的人完成道德修养,成为仁人君子的完善过程,诗、礼、乐就是完成这个过程的手段。这种解释应该是有根据、有道理的,符合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积极用世思想。不过我总觉得其中还有点深层的东西没挑明的,因为,只是从理性上逻辑推理地叫人承认,而不是从感性上让人领受,总让人     

圣经·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冯象访谈录

《圣经》与“普法” 向:先谈谈你2004年出的这两本书吧 。我 记得 ,《创世 记》里的故 事在 《万象》杂志连载时,好像题为《尘土亚当》? 冯:是的。但是作为书名,一个多卷本的开篇,为了跟后边各卷的篇章衔接,觉得还是依照传统叫《创世记》的好。 向:你在 前言中 说,关于 《圣     

詹安泰教授留给我的学术印象

我读到詹先生最早的词学论文是 1 936年 9月 30日发表在《词学季刊》三卷三号上的《论寄托》 ,其后 30年间 ,詹先生的词学论文和著作我都拜读了 ,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三点。(一 )严谨的治学风范。詹先生的词学论著总是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例如 ,《读夏承焘先生的〈温飞卿系年〉》这篇论文 ,他在充分肯定夏先生成就的基础上提了五点商榷 ,然后按《温飞卿系年》的体例建议补入三条材料 :①太和九年 (乙卯 ) ( 835 )甘露事变 ,王涯被杀 ;②开成三年 (戊午 )( 838)韦筹进书史解表五通 ;③咸通九年 (戊子 ) ( 868)杜审权罢相 ,出为镇海军节度使。…     

结合实践 重学《讲话》 加深理解

“延安文艺座谈会”离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联系当前实际,重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谈谈我的思想认识:一、《讲话》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所提出和讲到的问题,针对性是很强的,又是带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二、《讲话》中讲到的问题,有文艺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也有从这些实际问题中引发出来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问题和思想理论问     

论王夫之的学习思想

17世纪中国大学者王夫之,在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艰苦治学生涯中,积累与总结了丰富的学习思想,从学习目的、学习过程、学习原则与学习方法等方面论述了其治学的经验与思想,成为中国学习思想史上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一块里程碑。     

从“杂学旁搜”到“观于远近”

<正> 想起《红楼梦》里说过贾宝玉是“杂学旁搜”,我不由联想起我青少年时代,也很有点这种味道。“杂学”而又是“旁搜”,不免有一点读书零乱或者是缺少有目的地汲取和剔除知识的意味;然而从一个初初治学的人说来,不懂得治学方法,光从兴趣出发,乱翻乱看,齐头并进,主次不分,缓急不辨,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从“乱”到“不乱”,从无计划到有计划,有个千山万水的过程。回头一看时,对走过的弯路,就有清醒的认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还比不走弯路或不大走弯路的人,更能从教训中获得教益。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点滴体会

<正> 前不久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怎样研究隋唐五代史》的约稿,接着《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又约我写一篇治学经验方面的短文,个人感到十分为难。这是因为:首先,我本来没有什么成功的治学经验。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学教书,业余搞研究,一无人指导,二缺乏基本功训练,自己每每用野生植物来形容自己,其特点是长得不规格,果实小而少,如果说有什么长处的话,惟一的是生命力强,不浇水、不施肥也能活下来。由于在学术上成长得很不顺利,在坎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