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谣谚述论

古代丝绸之路谣谚在复杂多元的地理、政治、商业、文化等环境中生成,主要由胡商、士兵、宗教人士、士人等主体进行传播,从中能够反映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自然名物、社会民情、政治趋势、战争冲突等多元化内容;因为古人没有“丝绸之路”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集中归类,而是分散记录在正史、笔记史料、诗歌总集、谣谚总集等文献之中。     

论先秦两汉谣谚艺术的成熟及时人对其概念界定的偏颇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谣谚艺术已成熟,表现在诸多方面.“谣”和“谚”虽有共融性,但本是两种体裁,时人对“谣”和“谚”概念范畴的认识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先秦两汉时期“谣”、“谚”艺术范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间“谣”的音乐性在增强,“谚”的音乐性在减弱.但在体式、风格、流传、运用等方面二者还是有很大的融通性.     

谣谚中的宋代科举社会

丰富的谣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谣谚为材料、从民众角度阐释和理解历史的机会。散落在各类古籍中数量不斐的宋代谣谚不仅反映出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展示了科举制下的众生相,昭示着宋人对科举及第寄予的极大热情,折射出因科举产生的种种社会心理,而且也反映出受榜下择婿之风影响而造成青年男女婚嫁年龄过大等社会现象。字句简短的谣谚不经意间保留了宋代科举社会特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特征,为我们更真实地把握宋代科举社会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佐证。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论两宋时期的人物品评谣谚

两宋时期人物品评谣谚非常盛行,除了对人物的一般评述之外,更多的是对清官能吏的颂扬,对贪官污吏的鞭挞,或赞颂或贬抑,感情色彩鲜明。经过社会的广泛传播,形成民意的体现与表达,作为制度外的力量又被纳入朝堂,从而对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发生重要影响。人物品评谣谚,哪怕是未加核实的谣言,却能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当朝官员的仕途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其背后包含复杂的历史背景与诱因。宋代人物品评谣谚兴盛面貌的形成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制度因素。     

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综述——兼述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脉络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对其做出研究有助于深刻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形和文化形态。我国古代谣谚文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至隋唐是文人著作对古今谣谚的自觉引用时期;宋元明清是文人对历代谣谚作品系统地搜集整理时期;民国时期至当代,谣谚的性质、文化功能、社会属性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但尚不完善。文章在此三个阶段的框架内,着重概括了汉代谣谚文化在历代的情形,以便为汉代谣谚文化的断代研究提供便利。     

市民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城市谣谚

在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背景下,宋代城市谣谚呈现出前代未有的新面貌。受市民趣味的影响,宋代谣谚呈现出时政性、世俗性、非正统性、诙谐性的特点。宋代城市谣谚的传播也呈现出鲜明的市民色彩,民间艺人、商贩、太学生是城市谣谚的重要传播者,瓦市、宴集、市场等公共场合成为谣谚的重要传播地。宋代城市谣谚内容丰富,表现出典型的市民社会特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考察宋代市民文化的重要资料。     

民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思考

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尽管也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但和西方国家竞争和顾客导向的运行模式还是不同的，中国政府还是偏向组织内部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因而外部竞争机制建设滞后。不过科学合理的民众参与机制的构建有助于打破陈旧的绩效管理模式，最终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齐鲁人与两汉地方吏治

吏治的好坏是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教化推行、社会稳定的基础 ,而吏治清明与否与最高统治者能否重视和选拔德才兼备的清官能吏、地方官吏执政素质的高低及对官吏的监察是否到位等都有直接关系。在两汉地方治理中 ,改善吏治是齐鲁籍官员实践活动较为集中、较为突出的方面 ,具体体现在廉洁自律、执法严明、整顿吏治几个方面 ,对两汉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汉代劫持事件考察

劫持事件在汉代具有一定普遍性,以至汉律对“持质”有明文规定。汉政府对劫持者的态度极为强硬,不仅坚决禁止与之妥协,劫持者即使自首亦往往被处以极刑。而按照“原心定罪”的原则,受劫持者的违法行为大都能得到宽大处理。但对于极端重视自尊人格的汉人来说,与劫持者妥协无疑是一种耻辱。因此很多受挟持者在面对要挟时,宁愿选择自杀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汉代服饰色彩的考古学观察

对汉代汉族服饰色彩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发现：汉代服饰色彩并无什么明显规律可言;汉代服饰色彩的等级性并不明显;汉代女子服色较男子的服色丰富且鲜艳;汉代组绶制度确有实行,且色彩搭配丰富;西汉早期,侍从俑的内衣衣领基本上均为红色,可能包含了为墓主人服丧服的含义。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汉代监察与社会运行机制述论

汉代监察体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运用社会思想史理论,从社会运行向度和维度两个层面论述汉代监察体系调控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汉代监察制度的得失,从而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试析汉代的宇宙生成论

汉代哲学的宇宙生成论,按其本原的属性可分为物质性的本原生成论和精神性的本原生成论两种类型。它在天道观方面融合了儒、道的宇宙本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向宇宙本体论转化的倾向,其宇宙生成过程论也趋于繁琐化、神秘化。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这些特点是当时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反映,并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     

唐代百姓通婚取向探析

唐代百姓通婚中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即等级观念和择婿、选妇各有标准。唐代社会中存在的三个主要阶层——贱民阶层、百姓阶层和官员阶层基本都以阶层内婚为主;唐代百姓择婿重才和重未来发展,娶妇则重德、重财。唐代百姓的通婚对唐代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唐代后期的贫女难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山东旧族高门的身份特征,加速了旧士族的消亡;贫女难嫁的观念还对宋代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