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1917年京直水灾与赈济情况略述

1917年,京直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未遇的大水灾,一百多县被淹,几百万人口受灾,灾情十分严重.水灾发生后,北洋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高度重视,积极筹措,施行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使灾民的困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在赈灾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使赈灾效果大打折扣,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1910年奉天新民府水灾与救济——以《盛京时报》为中心的考察

1910年奉天新民府发生严重水灾,灾民遍地,损失惨重.水灾发生后,官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劝募及赈济活动.官方稳妥地进行灾后救济并处理好善后事宜,安靖地方救济工作较为成功.但由于水灾过后未能根治柳河,为以后水患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福音与救济:晚清新教传教士与山东黄河水灾论略

自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后,黄河泛滥成灾,沿河民众深受其害,英美等国新教传教士在其论著中对黄河及水灾情况也多有记载,称之为"中国之痛";面对地方政府救济不力的局面,传教士出于普世博爱之心,深入灾区,分工合作,调查灾情,呼吁捐款,散发赈银;黄河水灾屡治不止,李佳白、法思远等传教士还对根治黄河水灾,提出了筑堤束水、开通直流、疏浚河床等建议。不可否认,传教士参与黄河水灾救济带有强烈的传播福音的功利动机,但却在部分地区最大限度救济了灾民,其治黄建议也具有一定可行性。     

民国时期河南灾民考察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频仍,出于当时河南普遍的经济贫困加之民国河南政府救灾不力,频繁的灾荒给河南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人口灾难.水灾具有突发性,它能在短时期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而持续时间长,致灾面积广的旱灾导致的河南人口损失更为惨重.灾荒使大批人口死亡,使更多的灾民流亡.灾民的流动具有一定的特征:在流向上一般表现由农村流向城市、省内不同区域间流动、迁移,流向外省三种基本特征;同时灾民的流动还具有盲目性、集中性和保守型特点.在灾民的流动过程中,一部分灾民沦为土匪、乞丐,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灾民的流动也对全省乃至全国的人口密度区域平衡调配及对于流入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灾民安置与社群重建——都江堰市翔凤桥社区安置点6月4日实地调查与思考

突如其来的"5·12汶川大地震"不仅是一场地质学意义上的地震灾害,更是一次对当今中国产生巨大震撼的灾难性社会事件。笔者以08年6月4日对都江堰市翔凤桥社区安置点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第一时间考察了灾民安置工作的现实状况,着重关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整个灾区民众的"灾民化"过程所引发的社群关系双向变迁:概念层面的社群扁平化与现实层面的社群凸显,并力图探讨灾民安置工作中的社群认同及其内部再建构的重要问题,旨在为艰巨的灾后社会与文化重建提供一种在场的声音和反思的可能。     

民国时期灾民的权利保障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民权利面临巨大风险。为了更好地保障灾民权利,学界以及政府中出现了国家救灾责任和灾民权利的思想,政府也构建了灾害法律框架,并设置了救灾专项资金和专职的救灾机构。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灾民权利保障的现实与理想、实践与制度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民国时期河北水灾频发的原因探析

河北地处华北,按其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而言,应以旱灾为主.但是民国38年间,河北的水灾竟超过旱灾,打破了传统"南涝北旱"的说法,成为对河北危害最大的灾种.文章通过对民国38年河北水灾情况进行简单梳理分析发现:民国时期河北水灾的发生多是由于连降大雨、河流溃堤决口造成,这除了与河北的地形条件、季风气候特点、河流的分布状况等自然因素有一定关系外,主要还与民国时期政府不重水利、战乱年代对水利设施和森林植被严重破坏等社会因素有重要关系.所以,预防灾害并非难事,只要国家稳定,注重水利建设和自然环境保护,很多灾害是可以避免的.     

防灾教育对防灾意识形成的影响——中日对比考察研究

为了了解目前中日教育体系中的防灾教育的理念、实施现状、成效,防灾教育对学生的观念意识及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参照日本方面的调查模式,课题组以电子科技大学学生1110人为对象进行了防灾意识形成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学生虽然掌握了基本的防灾知识,也具备相应的防灾常识,但从意识层面而言,对灾害及有可能由此产生的危机认识不足,因而对预防灾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实践层面而言,与日本学生相比,缺乏动手能力与行动能力方面的训练.这反映出我国防灾教育的理念及方式上存在诸多值得改进之处.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我国封建社会灾民住宅保障述略

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文献中灾民住宅保障措施和论述的全面搜集整理发现: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关于灾民住宅保障的记载,也有许多封建官吏提出重视灾民住宅保障的建议,然而在清代以前,灾民住宅保障主要是一些官员在救灾实践中的个体性自发行为,政府并不承担直接的财政义务而是主要依赖民间力量;清代初期灾民住宅保障的制度开始形成和发展;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衰弱,清代中后期,灾民住宅保障制度逐渐沦为空文.     

晚清（1840—1911）关中水灾研究

文章通过全面调查历史文献,针对现有研究未能给予关中水灾以充分重视的缺憾,采用统计分析法对晚清关中地区水灾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晚清时期关中水灾频仍,呈周期性分布,且有不断加剧之势;水灾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渭南地区最甚;然1852—1876水灾平缓年间,水灾旱灾交替出现,其交替期最初为十年左右,后转变为两年左右。究其原因,19世纪以来的西北地区气温进入寒冷时期是水灾出现的自然原因,而政治格局的动荡使水灾呈现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试论周恩来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

周恩来一直把减灾防灾救灾看成是治国安邦、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他不仅经常不避危险、亲临救灾抗灾第一线,而且亲自领导救灾防灾抗灾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可持续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他不仅探究灾害的自然原因、客观原因,而且分析了灾害的政治原因、主观人为因素.他不仅要求加强对减灾防灾救灾的领导,而且要求改善领导.他既重视防灾、救灾长期坚持的恒心,也重视多难兴邦的信心.周恩来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周到而深刻、丰富而全面,不仅对建立中国减灾学,而且对指导近年的减灾防灾救灾工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城市防灾绿地现状调查与分析——以黄山市为例

以黄山市中心城区为例,综合黄山市中心城区绿地现状以及灾害发生点,对城区内防灾绿地的选址进行合理安排,确定黄山学院南区、世纪广场等区域为灾害发生的避难点,并依据黄山市道路结构系统,提出了恰当的一级、二级避难通道。灾害发生点、避难通道、防灾绿地点三者有机结合,形成完善的避难系统。     

灾训齐家:明清家训中的灾害教育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亦是西方学者眼中"饥荒的国度".在长期与灾害抗争的历史中,古人留下了丰富的灾害记录、完备的荒政制度,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灾害教育体系.明清家训以其特殊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和传播手段,在训教子孙行善修身、守业齐家的同时,寓灾教于家教之中,客观上承担了部分灾害教育的功能.家训中的灾教内容,不仅对官方防灾减灾的不足、疏失和弊端起到了重要补救作用,而且提高了家族子孙乃至乡约社众的灾害意识和防灾减灾素养,其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灾训齐家:明清家训中的灾害教育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亦是西方学者眼中"饥荒的国度".在长期与灾害抗争的历史中,古人留下了丰富的灾害记录、完备的荒政制度,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灾害教育体系.明清家训以其特殊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和传播手段,在训教子孙行善修身、守业齐家的同时,寓灾教于家教之中,客观上承担了部分灾害教育的功能.家训中的灾教内容,不仅对官方防灾减灾的不足、疏失和弊端起到了重要补救作用,而且提高了家族子孙乃至乡约社众的灾害意识和防灾减灾素养,其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光绪三十二年江皖水灾与粮食危机研究

光绪三十二年夏秋之际,严重的洪涝灾害使得江皖地区的农业生产损失惨重.在全国普遍遭灾的情况下,江皖地区粮价飞涨,饥荒日重.粮食危机的形成,不仅仅是水灾破坏所引起的,它与当时的粮食市场、粮食政策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江皖地区所暗藏的粮食生产与供应的矛盾、备荒能力严重下降的事实也在水患中凸显了出来.     

近代南京地区灾害述评

对灾害史的地区研究与个案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第一次对南京这一极为重要与极有典型意义的地区的近代灾害史实作了系统的考察与论述，并对灾害的成因、影响与经验教训作了分析，既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走向近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阻力，而且为当前与以后地区的防灾抗灾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