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特殊”工分——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存在着几种“特殊”工分,以投肥工、大队工和义务工为代表,对于集体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的丰富档案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能够揭示出这些“特殊”工分的实际面貌、运行过程及其与集体分配的关系,阐明工分制对于集体分配的具体影响方式.投肥工对于社员家庭的整体经济收益有着重要影响.大队工有着自身独特的计算方式,同时体现了集体分配制度的公平性问题,社员多数因大队工的不公平而心怀不满.人人均摊的义务工对于普通社员则是一种普遍的负担.对这些“特殊”工分的研究,又反映出社员在分配中的心态和观念,尤其是他们对于分配不公平和低水平的容忍.     

集体化时代乡村医疗卫生事业探析 ———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例

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的珍贵文书档案详细记录了集体化时代该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状况。该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表明,集体化时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成效显著,而且形成了基于农村经验、符合农村实际的现代中国模式,体现了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体制的创新性与进步性。同时,该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建设中形成的价值理念与实践经验对当下农村医疗卫生改革仍具有参考价值。     

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人口流动与乡村安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导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它已成为我国转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使得农村人口处在不断地流动之中,如此持续性和季节性的流动给乡村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乡村生产安全、乡村生活安全、乡村教育安全、乡村治安等方面,而安全问题的化解需要从政府、乡村组织及个体等层面的合作寻求突破。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川东B村为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将束缚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传统乡村结构的延续和乡村秩序失衡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试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对华北、东北人口流动的影响

本文简要论述了华北、东北两地间人口流动的历史必然性,并阐述了闯关东现象的人口学理论依据,对两地问人口流动做了现状描述与远景预测;针对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对促进华北、东北两地间人口流动的意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证;强调了环渤海湾跨海通道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大通道的关键环节的重要性。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非正式迁移人口迅速增长的成因及实现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对策

自８０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口的移动正经历着内在机制和外在形态方面的深刻变革。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非正式迁移”人口的迅速增加。正在加大的地区差距是非正式迁移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动力。而抑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性壁垒大大减少是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真正的外在性原因。实现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必须对劳动力流动的流量和流向进行有效导控,增加内地和大中城市就业机会的有效供给,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     

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流动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安徽省为例

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将经济生产中两部门结构转化为三部门结构,即本地传统部门、本地资本部门和外地资本部门。通过分析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得出人口流动对输出地经济影响路径,证明对于人口输出地,人口流动会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并将其效果划分为“生产效应”和“转移效应”。以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省为例,估算出1992年至2011年间,人口流动解释了安徽省人均产出增长的16．45％。     

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以个案访谈为例

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     

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员流动趋势与流动党员管理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个案

以重庆市为个案,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党员的流动趋势、流动党员管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流动党员开放式管理和动态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滇南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研究——以建水县“羊街现象”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施行推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的稳步发展和经济效应的增长不断拉升产业聚集地的用工需求,从而吸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产业聚集地流动,形成了农村人口“乡-乡”流动的现象。滇南“羊街现象”是这种现象的典型案例,研究羊街流动人口的特征、利益机制及影响,可以揭示和阐释乡村产业振兴下多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流动的底层逻辑：土地流转政策助推农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吸附流动人口,利益机制稳定流动人口。     

工业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流动——以大冶铁矿为个案(1890~1937)

1890年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开采大冶铁矿,兴建汉阳铁厂,揭开了湖北新政的序幕。大冶铁矿这个原本闭塞的农耕社会在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下,迅速地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的各阶层在调适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发生了社会流动,并产生了新的阶级阶层。本文通过描述这段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磨合的复杂历史过程,以揭示在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规律,以及影响这种社会流动的因素。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解决受农村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问题的政策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以福建省的政策和数据为例,对已有的解决流动留守儿童问题的政策进行分析,试图总结经验,提出进一步制定和实施解决流动人口子女问题的具体政策建议:(1)政府牵头设立相关权威机构,促使关爱流动留守儿童工作常态化;(2)制定相关的暂行法规为流动人口子女的平等教育权利提供法律支持和机制保证;(3)建立完善的留守儿童监护体系;(4)完善城乡社区环境和教育政策体系以优化流动人口子女的成长环境;(5)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     

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乡村治理历来是我国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20世纪90年代,蔚为壮观的农村人口流动并未给乡村治理带来积极效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得乡村发展陷入一种治理性困境。本文对当前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困境的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制度创新、组织建设、教育投入等方面的解决对策。     

权力形变与资本迁移: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以四川板村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纠纷调节机制为例

四川板村工业园区污染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折射出现代化浪潮之中,农村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以及乡村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并直指这一关系产生的历史源头与政策支持。主流观点认为,“服务型冶政府确立之后,一系列政策都旨在重建农村、改造农业、造福农民。文章将针对此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新形式,提出其遵循发展主义逻辑的实质:随着国家权力形态的转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逐渐从通过行政力量的统治直接征取税费,转变为通过推进乡村社会的商品化、工业化,将乡村社会本身纳入商品化的范畴中,并依此完成乡村服务于城市建设乃至国家发展的过程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