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自我建构意义中的爽文化思考——以热播剧《延禧攻略》为例

清宫网剧《延禧攻略》因其戏景的精致、爽快的剧情以及对于当下观剧者集体情绪的迎合而受到了大批青年人的追捧，引起了当下人们对于爽文化的讨论。这类依靠资本运作与娱乐产业建构的虚幻去引导青年欲望的网剧，虽然营造了异托邦，使年轻受众能够在无法逃离的现实困境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的快感，但是，剧中复仇之路上的大女主承载更多的是现代年轻女性群体自我情感的表达与重塑女性角色的想象，没有输出对于自我在与家庭、群体和社会的互动中如何寻求主体性建构的启示。《延禧攻略》表现出的较为年轻化的叙述，潜藏着一种引导现实中的青年人走向自我主体膨胀的危机。基于这一情况，爽文化应该在更大视阈中提升对于现代自我的表达。     

从《台湾文艺丛志》看日据时期台湾同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

日据时期台湾同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从未间断,台湾文社发行的文学期刊《台湾文艺丛志》曾经从京沪的《东方杂志》、《太平洋》和《小说新报》等转载和引进大量文章。台湾的传统文人也同大陆文人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     

《李尔王》与《长生殿》之情节结构比较

《李尔王》和《长生殿》基本情节结构均是围绕“情感线索”和“动作线索”发展的,前者是两剧的主要线索。两剧围绕“情感线索”发展的情节高潮和结局表现出与沿着“动作线索”展开的悲剧性毁灭情节的高潮和结尾相反的,或者说喜剧性的表现手段。前者中的暴风雨意象和后者中的月亮意象及花的意象分析两剧为情节的发展和结构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到越剧《马龙将军》的华丽转身

越剧莎士比亚《马龙将军》实现了越剧与莎剧之间的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和改写表现在莎剧《麦克白》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主题在得到表现的基础上,实现了形式的替换与重构。从而将现代意识灌注于越剧《马龙将军》之中,在"情与理"戏剧观念的转换与音舞对叙事的改写中,形成了内容与形式、演出方式、戏剧观念等新的对话与互文性关系。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眺望原乡”解读——以《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边界望乡》为例

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洛夫的诗歌《边界望乡》中均出现了"眺望原乡"这一经典场景,其中的主人公站在可以远眺大陆原乡却无法跨越的临界点上,时序错置和空间位移是其无法绕开的心灵症结,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悖谬感和孤绝感。这种由于历史归属感的缺失而生发的原乡感受自身具备了高度的精神张力,并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学中一种特有的沉重话语。     

论郭沫若《郑成功》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郭沫若的剧本《郑成功》以"古为今用"的原则,在借鉴大量历史素材的基础上,将历史经验重新激活作为应对现实的方法。该剧以跨文体的形式,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进行形象化表达,同时,着重强调高山族和黑人等群体在反殖民斗争中的作用,以呼应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与黑人解放的历史诉求,从历史价值的层面还原历史的真实。该剧既为历史剧,也是时事剧,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际局势而作。一方面,它是基于冷战语境,就两岸问题对西方封锁中国的一次回应。另一方面,该剧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蒋介石试图骚扰大陆沿海的图谋的一次具体应对,具有战争动员的现实诉求和潜在价值。     

浅谈《哈姆雷特》在越剧《王子复仇记》中的异化和归化

以越剧《王子复仇记》为研究对象,探讨该剧在角色形象的扁平化、追求惩恶扬善和注重伦理道德这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认为改编莎剧《王子复仇记》中的异化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在中国文化中的归化,是可以接受并值得正视和研究的。文章旨在拓宽莎剧批评的思路,在中西戏剧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寻找更多空间。     

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内涵--从与台湾法比较的角度解释《合同法》第122条

大陆民法与台湾民法同属大陆法系,大陆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时,借鉴了台湾的立法及学说。但与台湾法相比,我国大陆法中的侵权责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除台湾法中的损害赔偿外尚有大量的非财产责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2条只能理解为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竞合,也只有如此才能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论中元节与张燕玲《此岸,彼岸》的文化创作

中元节饱含着中国祭祖与鬼信仰文化的传统,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体现了中国文化真善美的本质特征。张燕玲的散文作品《此岸,彼岸》将台湾中元节倾城倾家、非凡热闹的祭祀场景与台湾大陆老兵苦海无涯的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描绘,穿过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台湾中元节,展示出台湾人与台湾大陆老兵深层的文化乡愁以及作者深广的文化乡愁创作情怀、对生命哲学关怀的创作精神和对文学真、善、美的创作追求,《此岸,彼岸》由此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目的论下的美剧字幕翻译策略——以《生活大爆炸》为例

美剧的流行使得字幕翻译在互联网上迅速发展了起来。这种字幕翻译未遵循传统的翻译之道,而是根据受众的需要,采用了独特的翻译策略,受到了如《生活大爆炸》这样的关剧爱好者的好评和追捧。     

从受众角度看《星光大道》节目的喜剧化策略

《星光大道》把节目办成一个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喜乐汇",各种喜剧艺术的形式融入歌唱真人秀之中,主持人也汇集多种喜剧才艺形成独特的主持风格,基于受众的欢乐心理机制,《星光大道》的喜剧化策略获得了节目收视上的成功。     

论《天边外》三位主人公的心理悲剧

研究指出,多幕剧《天边外》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成名作,从这部剧开始,奥尼尔进入创作的成熟期,他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也是由这部剧确立起来的。《天边外》在探索人物内心焦灼挣扎方面得到普遍的承认。本文将通过对其中三位主人公安德鲁、罗伯特、露斯的心理的分析,探索欲望的控制对人物命运的毁灭性打击。     

《紫钗记》和《荆钗记》

汤显祖创作《紫钗记》，对前人剧作《荆钗记》作了多方面的借鉴，尤在构成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人物的设置上，《荆》剧拍出了万俟宰相，《紫》剧则推出了权力相当的卢太尉，二者在逼赘的手法及遵奉“富易交，贵易妻”的信条方面，有着广泛的相类之处．但汤显祖并未以借鉴代替创造，而是在创造的基础上进行借鉴．     

人境庐馆藏的《万国公报》之价值

关于上海《万国公报》的研究,台湾比大陆起步早,20世纪60年代华文书局就出版了该报的影印本.而大陆近年来《万国公报》研究虽然极为兴盛,却一直未出版影印本以供研究参考.黄遵宪故居人境庐藏有4册《万国公报》原刊,尽管数量微少,但有其价值在:一是可确证在甲午之前黄遵宪就已经是《万国公报》的读者.二是此4册原刊可补华文书局影印本的几处缺失,给学界提供可资参考的资料.     

论《长生殿》、《桃花扇》在古代历史剧创作中的典范意义

《长生殿》与《桃花扇》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所遵循的主导原则是不同的,前者是史为戏用,以剧统史;而后者是以史统戏,以剧述史。不过虽然两剧作者对待史实的态度即曲史观有异,但是他们都追求历史真实感和艺术真实感的交融统一。作为历史剧,《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创作模式明显好于有违史实的翻案戏,这两部剧作代表了我国古代历史剧创作的两种主导范式。     

陈继儒论《西厢》、《琵琶》、《牡丹亭》

陈继儒是明末著名的杂家、戏曲批评家。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色采，强烈地呼吁个性解放．他有关《西厢》、《琵琶》、《牡丹亭》三剧的批评，实际上对传统文化，尤其对传统道德是一种有力的冲击．     

《孔雀胆》《奥赛罗》爱情真理比较

郭沫若是自觉攀登莎剧高峰 ,而又善于消化创新 ,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现代戏剧家。他于 1942年创作的《孔雀胆》 ,在选材和立意方面 ,很像“中国式的《奥赛罗》”。仅看两剧所显示的爱情真理 ,便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主要内涵包括 :主体的致命弱点是爱情的内部蛀虫 ,旁人的自私破坏是爱情的外部敌人 ,个人荣誉和政治愚忠是爱情的障碍物     

和谐心理与《论语》相互观照

和谐心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中理解和谐心理,用和谐心理的观念解释《论语》开篇"子曰"一则,探索更接近文本原有之意的解读方法,利于更全面认识孔子及《论语》的思想。另一方面,开掘《论语》中丰富的和谐心理思想,作为当代培育和建设心理和谐的资源。和谐心理与《论语》的相互观照是传统经典文本现代解读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意。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