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释义障碍与阐释效度

文本具有基本信息和作者意图两重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语义分析得出基本信息；作者意图蕴含在文本中，称为含意。对含意的理解需要经过一个非论证性推理的过程：读者依据作者提供的语言信息，激活与文本生产最佳相关的语境要素，推导出作者的意图；影响推理过程的关键项为作者与文本相关联的知识所构成的文化语境。以跨文化交流中最具代表性的翻译为例，可以阐明由于译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文化语境视域差异，形成对作者意图的理解之难。廓清翻译学在从格义论到知识翻译论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相关问题的探索轨迹，可以展示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释义障碍、阐释效度与译文标准等基本问题的缠绕式发展进路。     

谈禅诗的禅味与诗味

说到禅诗 ,首先要弄清楚“禅”的含意。禅 ,乃梵文音译“禅那”之略 ,其意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静虑”等。其基本含意就是息心静寂地思考修佛的途径和功果。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禅的含意也在发展变化。比如禅常与“定”连用 ,谓之“禅定”。定 ,乃梵文的意译 ,也译作“等持”。禅定是说心定止一境而离散动 ,这是修佛所能达到的较高境界。汉化佛教进一步发展 ,佛教宗派纷起 ,其中“禅宗”崛起 ,使“禅定”的观念进一步生发出去 ,这时的“禅”的含意已不仅仅是“静虑”,而升华为涅之妙心。尤其是六祖慧能创立的南…     

变译理论忠实性的“别样”演绎

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内化外来文化，作为体现翻译价值的变译理论的提出，为译界带来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冲击了长期以来占据翻译研究主流地位的“忠实论”。在此就变译理论与忠实性的辩证关系，浅析变译理论如何解构突破传统的“忠实论”，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就原文与译文间寻找相互容纳的切合点，在信息、效果、美学层面达到忠实于原文的质的临界点。     

从“译味”角度看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译字”、“译意”和“译味”是英汉翻译中的三种处理方式，其中“译味”在涉及不同语言文化和社会风俗等情况时，最能传达和再现原文的各种情感意味。就翻译儿童文学而言，童趣性是儿童文学翻译的重要原则，如果译文保留或再造了原文童趣，这样的译文就保留或再现了原文儿童文学的特征。通过分析赵元任所译的儿童文学《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看“译味”法如何使译文重现原文的童性与趣味性。     

英式幽默会话含意的语用翻译

拟从会话含意理论角度出发，探讨英式幽默的语用翻译。基于笔者所收集的真实语料，认为英式幽默汉译可以采用直译法和直译加注法来再现原文的会话含意。若英语原文没有涉及英国特有形象或现象，可以采用直译法来移译英式幽默，再现其话语含意。若英语原文涉及英国特有形象或现象，在直译之外还需对其进行注释。通过直译法以及直译加注法，汉语译文可以再现英式幽默会话含意。     

本雅明“光晕”概念考释

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算起，中国翻译、介绍和评论本雅明，已有二十年历史。然而，本雅明研究中依然存在不少语焉不详之处，对“光晕”概念的理解便是其中之一。本雅明究竟是何时开始论述“光晕”概念的？如何理解本雅明谈论“光晕”的几段文字？什么是“光晕”概念的本义和转义？关于这些问题，学界还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常能见到“人云亦云”的现象，甚至“以讹传讹”；还有一些译文中的句子，对原义至多只能猜猜而已。     

内敛·内圣与自主性——论传统"国家-社会"模式与草根民主的困境

传统的内敛型“国家——社会”体系从根本上制约社会自主性及相干性。内敛型国家结构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内化秩序作为“国家——社会”体系的内在支撑。“内化”导致了伦理型政治的产生,成为自主人格在中国乡村健康发育的内在障碍。     

翻译策略之于汉外文化杂合：鲁迅的求索和现实的思考

杂合是文化和译文的重要特性。适度“杂合”的译文往往是对目的语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优化。历史上,汉外文化交融,鲁迅为着利用杂舍的译文改造传统文化,即求“异域文法、文术新宗入华土”以重构新文化,苦苦求索后,摈弃了早期的归化翻译策略,几十年如一日地执着坚持异化主张。现时代,在汉语文化与他文化的对话交流中,我们也应坚持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能传达原汁的汉语文化,让汉语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听到我们的真声,以克服汉语文化的“失语症”,使汉语文化在对话交流中通过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     

论个体的内化认识

内化(interiorization)是描述对象客体如何由具体的外部实在变为主体观念映象的过程,这一范畴是从皮亚杰发生心理学中借来的。皮亚杰所谓的内化过程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内化“就是概念化”过程,即活动图式转为概念图式;其二,内化过程出现新质;其三,感知活动的概念化过程是“许多转化中一个特定的转换”。另有一些国外学者则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理解内化,认为内化是“个体接受态度、法规、原则或良心制裁,并使之在形成价值判断或决定自己品行的过程中成     

谈谈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风格

所谓风格，从语言学的观点上看，主要是通过字词句法篇章结构的巧妙配合而形成的，或者说就是作者遣词造句、表达情感的手法。我们翻译一篇作品，要从“形”到“神”，通过原作品中的字词句法篇章结构的形式去细心体会全篇的风格神韵，然后融会贯通，运用恰当的文学语言将原作品的“形美”与“神美”尽可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做到“形似”“神似”，使译文成为符合原作思想、感情和语言风格的另一件艺术品。正如茅盾先生所说：“文学翻译是用另一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象读原作～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非文学翻译中汉译英的“三化”问题

许渊冲先生提出的诗词翻译的“三化”理论不仅可以指导文学翻译实践，而且对非文学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三化”为指导的译文可以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     

翻译与注释探析

在从原语到译语的翻译过程中 ,语言文化因素必然会给翻译带来各种障碍 ;在处理这些障碍时 ,“注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文章把译文中的“注释”分为三种 :句中注释、句后注释和文后注释 ,并通过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各自在翻译中的作用。     

谁在观察？--论小说翻译中的女性叙述视角

传统上“译文就是原文”的论调掩盖了译者的身份及其在译文中的显形。对译文语言的批评性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男女译者的性别取向往往会对组篇机制的形成过程产生干预，词汇语法层面的不同选择源自他们不同的观察视角，女性译者正是以此实现她们的价值取向和性别政治日程。     

文化概念考

“文化”一词,在德文为 Kultuy,英文为 Culture,两者皆源于拉丁文字 Cultura,其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18世纪以后,其含意逐步演化为个人素养,整个社会的知识、思想方面的素养,艺术、学术作品的汇集,以及引申为泛指一定社会的全部社会生活内容等。随着文化及其学说的发展,文化概念的外延变得越来越广泛、丰富。后来,     

谈古文献的标点断句与古朝鲜地望之研究

在阅读或治学过程中对古文献的标点断句常常出现见仁见智的情况，应是正常现象，但在探讨古文献时，如果错误地处理标点断句问题，则往往会使史实失真。在对古朝鲜地望问题的研究中，由于某些学者对某些文字进行了错误的标点断句，便出现了诸如“发朝鲜”、“真番朝鲜”、“秽貉朝鲜”的说法，有人甚至将“朝鲜、辽东”解读为“朝鲜的辽东”，将（燕）“度辽东而攻朝鲜”断为“渡辽，东而攻朝鲜”，从而将东北亚某些古族的分布区以及古辽东地区皆看成了古朝鲜的领土。无疑，这些曲解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实不可取。     

关于“厶”字的象意特点及几个证明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比之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更加贴近造字之初的实际情况。象意造字法是象形造字法的开创性发展。象意文字有的就是一种形象，但是，它的特点是在形象以外即字形以外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正是因为象意文字为抽象概念的造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才没有使汉字像其他古文字一样，被纯表音的字母文字所取代。古“厶”字就是一个象意文字，与它有关的几个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西夏译本中的两篇《六韬》佚文

西夏译本《六韬》中有两段文字不见于存世的汉文本 ,聂鸿音曾据西夏译文构拟过汉文原文。本文指出这两段汉文原文见于《通典》和《太平御览》摘引 ,并估计其篇题分别是“决战”和“示怯”。     

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理解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在实践中能否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要着力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化”两个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包括理论的通俗化、宣传普及化、内化、转化.通俗化是前提,宣传普及化是中心内容,内化、转化是目的,其中,内化是解决信仰问题,转化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     

浅谈小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儿童的思维是从动作开始的，切断动作与思维的联系，思维就不能得到发展”小学生处于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通过实践操作，使数学知识“内化”为儿童头脑里的智力活动，学生的操作能力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教学中，应重视通过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主动参与意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学习能力。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